走进中南海的经济学家

    7月13日上午11点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被各路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一小时之前，他通报了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二季度GDP增速持续回落，同比增长7.6%；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8%，跌破8%。实际上，从2010年四季度开始，GDP增速就开始了漫长的回归之路：9.8%、9.7%、9.5%、9.1%、8.9%，直到今年一季度的8.1%和二季度的7.6%。一路下滑是中国经济增长曲线最直观的特征。

    这股经济“寒流”似乎早已穿透北京的炎炎夏日，越过中南海高高的红墙，成为政府高层必须直面的问题。7月9日、10日的中南海，两场围绕经济形势的座谈会先后召开，讨论、分析、建言，来自研究机构的专家和不同行业的企业负责人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道，为中国经济“把脉问诊、开方抓药”。

    “不同寻常”的座谈

    不少媒体用“不同寻常”来评价这次温家宝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在不寻常的时间节点上，由不寻常的人参加，透露出极不寻常的政策信号。”

    不寻常的时间节点，是指在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发布前夕，要为下半年乃至更长远的经济发展谋划出一条更为清晰且适用的路线图。此外，正如温家宝此前一直强调的那样：“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

    温家宝一直很重视经济学家的意见。2003年就任总理后，他曾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等学者座谈。2008年以来，每年6月底、7月初，他都会召集一批经济学家举行经济形势座谈会，这几乎成了惯例。不过，以往参加座谈会的学者，大多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囊机构，而此次座谈会不同，邀请的7位与会学者中，除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外，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都没有官方背景。

    相较于官方学者的谨慎，民间学者的身份比较超脱，没有官职、级别、纪律等束缚，更为直言、敢言。同时，这些学者掌握的宏观信息数据虽然可能不如官方统计研究机构精确，但在了解市场动态与民间呼声方面却有更大的优势。华生、许小年、鲁政委、马骏、屈宏斌都是拥有数万“粉丝”的微博博主，许小年的“粉丝”量更是高达400多万。

    问策批评者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走进中南海的专家学者中，不乏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如许小年、周其仁等。“这次把他们请进来，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我们的经济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很紧要的关头。政府也知道，再用传统的那种老路是走不出来的，必须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宏观经济学家胡释之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小年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一直以语言犀利、观点鲜明、直陈利弊著称，这一次获邀中南海问策，尤其受到外界关注。

    许小年生于1953年，成长于红色家庭，他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上级是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负责人的乔石。许小年曾被红色激情燃烧，也下过乡插过队。在落入社会底层的岁月里，经历了价值体系全面崩溃的精神苦痛，也由此对社会真实面貌有近距离的观察。他被比作“刀锋学者”，形容其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学界友人陈志武评价他“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许小年一贯认为，中国社会病了，根源在于：经过30年的改革，经济、体制、社会观念3个子系统已彼此冲突。中国社会要顺利、和平地实现现代转型，必须重启并超越上世纪80年代那些勇敢的探索与尝试。

    许小年曾炮轰中国股市“只是领导的体温计，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甚至对一些官方认可使用的政策提法与术语，他也喜欢表达不同意见：“18亿亩红线（《‘十一五’纲要》提出的保持我国粮食安全稳定的耕地总数）是直接导致现在房价高、降不下来困局的根本原因。”他呼吁放弃18亿亩红线，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建议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

    与许小年一样，周其仁也以思想独立著称。1950年生于上海的周其仁早年在黑龙江插队，在完达山狩猎7年。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1989年开始为期6年的留学生活，并相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因其注重实地调查，讲课方式备受欢迎，被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多次炮轰“结构性通胀”、“输入性通胀”等说法，认为这是无端把通胀分出很多类别，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

    “许小年、周其仁等经济学家的意见受到高层重视，也因为上一轮4万亿刺激政策一出台，他们就看到了通胀的必然性。在CPI还是负数、政府全力抗通缩的时候，他们就提出过明确警告。”胡释之进一步解释，周其仁有一个观点：货币是老虎，就像老虎总要吃肉一样，货币总要出来购物。老虎养大了会冲出笼子，货币太多了会冲入市场抬升物价。而紧缩货币，把老虎关进笼子，又会导致经济萧条，造成骑虎难下的两难局面。“这是主张政府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宿命，逃不掉的，高增长和高通胀成了一对双生花。”胡释之说。

    胡释之告诉记者：“此前应对危机，我们最喜欢用的办法都是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无论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都要求靠政府直接扩大投资、扩大货币供给以走出危机。但到了今天这个时候，政府也感觉到再用扩大货币发行量刺激经济的功效已经很小，而且代价很大。”

    “许小年、周其仁等都是典型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这次把他们请过来就是一个信号，说明决策层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想要重新回到相信市场力量的道路上来。”

    结构性改革是关键

    记者梳理许小年近期为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发现，其主要观点是继续加大结构性改革。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经济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即过于依赖投资推动经济。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使得企业既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又面临产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处境艰难，而这又意味着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急剧减少，使得中国经济的痼疾暴露出来。中国本来可以借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4万亿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使得中国错过了这次机会。现在经济再次遇到问题，和上次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许小年称，这次政府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能够用于刺激经济，因为地方政府财政比较紧张，并且面临债务问题，已经无法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其次，中国目前货币存量已经相当高，增发货币将严重加大通胀压力。这样的路不能再走下去。

    许小年认为，现在的情况“恰恰是推出进一步经济改革的大好时机”。当前的严峻形势，使得每个人、每家企业都在寻找转型、升级换代的机会。“要渡过当前难关，需要做的应该是重振民营经济，加强产权的保护，否则，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

    温家宝在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相关实施细则已全部出台，要抓好落实，尤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提振投资者信心。”

    此次座谈会后，温家宝也直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才有相应的基础。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在促进投资当中，非常紧要的是要注重投向、注重结构、注重质量和效益，要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科学发展。”这些都表明了高层深化市场化的意愿和决心。

    “做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一个增长力下滑的阶段，而不是一个停滞和负增长的阶段，人们不习惯于增长下滑，不习惯于7%或8%的增速，但中国经济毕竟还在增长，只是动力不足。

    对于下一步的政策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与市场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还是要靠财政政策刺激投资，但是在投资结构上要有所调整，控制财政风险。他建议政府引导投资进入比较薄弱的领域，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和水利，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在产业结构上，应避免走投资重化工业的老路，加大对教育、卫生、医疗和现代服务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并降低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给企业更多新的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何时回暖？”何帆说，“大概到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反弹。因为消费没有出现明显下降，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在往下走。这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宏观调控，一是外需下降。我们判断70%是由于宏观调控的原因，过去收紧银根收得太快了。只要我们把宏观调控的节奏更好地把握一下，问题不会很大。”

    胡释之却没有那么乐观：“中国经济发展前期积累了太多的问题，一些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恶化、扩大了，整个经济是一个下行的趋势，这种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在胡释之的眼里，只有通过改革来刺激经济，才是真正的良性刺激。他对“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深有感触：“下一步改革的路径很清晰，就是按照我们过去30多年走过来的路径，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民营经济其实不需要政府的任何扶持，它唯一需要的是一视同仁。”

    “不过，虽然短期问题不大，长期却令人担忧。”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何帆坦言其中的痛苦：“结构上毕竟不能永远靠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另外，本身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地区差距太大、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后劲都会有影响。还是要加快结构性改革，过去的速度有点慢，现在要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的改革重点加快实施。”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说过，经济长期增长最关键的因素是合适的制度支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在人口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渐渐消退之时，更需要制度红利来驱动，而它发挥作用的前提还是改革。从走进中南海的学者和一些民间专家的身上，人们清晰地听到了对经济制度改革的呼吁。而这，中国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