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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李烈钧，江西九江武宁县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江西都督，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冯玉祥评价他：“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为打好国家发展的基础，他大力支持教育事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将自己的5 个儿子都送上了抗日战场。在李烈钧诞辰130 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他最小的儿子，原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走进位于东皇城南街的民革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李赣骝满面笑容地走过来，他身材魁伟，声音洪亮。他说父亲留给他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国，正是因为这个信念，让他无论从医还是为官都恪尽职守。
革命党人不争功
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的“民国元老”李烈钧，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江西督军任上又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爆发时，李赣骝还未出生，关于父亲当年上马打仗、卸鞍吟诗的传奇经历，他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李烈钧小时候非常聪慧，贯通经学，1902 年以武宁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 年被清王朝选派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再入士官学校习炮科。1905 年8 月，李烈钧在东京神田俱乐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演说并为之倾服，由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民国成立后，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深得民众拥护。袁世凯曾用200 万元为李烈钧祝寿，并提出为他晋勋，想收买他，但都被他拒绝。1913 年，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随后袁世凯又进行了“善后大借款”。当国民党上海总部还在争论对袁世凯是武力征讨还是法律裁决时，李烈钧于7月12 日在湖口起义，就任讨袁军总司令，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有人提醒李烈钧，无论从哪方面讲，国民党肯定会失败。李烈钧答：“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打，这关系到我的人格问题。”他在讨袁通电中说：“宁做自由鬼，不做专制奴。”当时，李烈钧在江西的地位非常稳固，起兵反袁就意味着放弃了巨大的既得利益。李赣骝说：“父亲的心中只有共和自由的信念，为此坚持了一生。”
在李赣骝幼年的印象中，人们经常会在不同场合问起父亲，到底他与蔡锷、唐继尧3 人，谁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最大？“父亲总是说，作为革命党人从不争功，同时父亲总是将唐继尧放在第一位。其实在这次运动中，唐继尧的贡献固然不小，但父亲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父亲受孙中山的委派，从日本奔赴云南，到达中越边境等待入关的时候，却一直得不到唐继尧欢迎他到昆明的回复。由于事情紧急，最终父亲破釜沉舟，给唐继尧发电报说自己宁可冒着被捕砍头的危险，也要到昆明发动护国起义。唐继尧一看，只好下定反袁决心，派自己的弟弟唐继禹将其接到昆明，共同筹划大计。父亲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对当时举棋不定的唐继尧起了关键的作用。”幼年的李赣骝虽然对这些不能完全理解，但父亲那种不居功自傲、为国家民族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年，上海大夏大学的教授写了一副挽联，吊唁孙中山逝世：“二十年革命辛勤，排满倒袁，百战相依惟一李；四万万人民愿望，兴邦建国，千秋遗憾在三陈。”其中的“一李”就是李烈钧。孙中山生前曾这样称赞李烈钧：“协和（李烈钧别名）先生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李赣骝说：“当年父亲身体不好，不能远行，由我二哥李赣驹代表父亲去了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公祭活动。”
李赣骝幼年时期，李家辗转到了重庆，蒋介石为其安排了住处，却被李烈钧谢绝，全家寄宿在歌乐山上的冯玉祥宅。“从我7 岁刚记事起，就感觉到父亲与冯玉祥都很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一次在外出的路上，冯玉祥对父亲说，他白天去见蒋介石是打着灯笼去的，说重庆太黑暗，看不见世道。父亲也预言‘安中国者，必共产党也！’涉世不深的我，那时就对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有了印象。”
秉父遗志，五子从戎
李赣骝饶有兴致地告诉记者：“父亲是江西人，按辈份是‘烈’字辈，我们是‘昆’字辈，但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家乡，父亲把我们的排行都改为‘赣’”。李赣骝说，因为父亲属马，且很喜欢马，所以儿女中有7 人的名字都以马命名，兄弟姐妹的名字也多有“马”字旁。“男孩多是公马的名字，女孩是母马的名字。相传周文王每次出行，所坐车子由8 匹马拉着，其中最前两匹为‘骅’与‘骝’。俗语讲，8 匹骏马，骅骝开道。我五哥叫‘赣骅’，我则取名为‘赣骝’。”
李烈钧晚年中风，半身不遂，不得不淡出政治活动，只挂名国民党中执委。李赣骝说，“父亲对于自己到处呼吁抗日，结果到了抗日的时候，自己却到云南大后方养病感到惭愧，这违背他的心愿。” 李烈钧共有10 个子女，卢沟桥事变后，他把身边到了服兵役年龄的5 个儿子都送到军队，在给儿子们的赠诗中写道：“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蒋介石为了褒扬这一爱国举动，送了题有“五子从戎”的匾额。但遗憾的是，李烈钧终因病重，于1946 年2 月病逝。国民党为李烈钧举行了国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追悼会。
直至今日，李赣骝还对中共代表吊唁父亲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正值重庆谈判，在重庆的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挺等前来吊唁，我们兄弟姐妹正身着孝服跪在灵堂行礼。只见董必武手抚棺材说：“李老先生，您的‘宁为烈士魂，不做亡国奴’的遗言我们铭记在心，将付诸行动。”李赣骝深有感触地说：“父辈同仁们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的凛然正气、爱国义举和心系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赤子心愿，令后人景仰，激励我们为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加快民族复兴伟业尽心尽力。”
李烈钧相当尊重子女自身的发展意向，有的去了南开大学，有的去了黄埔军校，有的到了美国留学。1941 年，只有十三四岁的七子李赣骕（音同“肃”）向李烈钧提出想参加海军。当时海军是不受重视的，但李烈钧听了以后非常赞同。临行时，他还让儿子把一条云南当地的优质火腿挂在身上，以为入伍之礼。抗战胜利后，李赣骕去英国海军学校学习，1949 年在海军起义中被害。李赣骝说：“二哥李赣驹和七哥李赣骕都在海军服役；三哥李赣熊担任远征军随军翻译，四哥李赣骥跟着部队守黄河；五哥李赣骅则从驼峰航线飞赴印度学习坦克技术，开着坦克从印度入境。我从小就立志要像他们一样。”
李烈钧平日待人平和有礼，就是对自己的下属也不例外，这也体现在了他的家教中。有一次，他让八女儿叫家里的大厨过来谈话，女儿很随意地喊了一声：“厨师，过来！ ”李烈钧立即教训她：“怎么能这样没礼貌！你是要请他过来，必须好好地说一个‘请’字！ ”随后让女儿罚跪了许久，直到快吃午饭了，妻子来为女儿求情，李烈钧才让她起来。
从战地医生到民革副主席
李烈钧53 岁时喜得幼子李赣骝，李赣骝的生母华世琦是无锡的名门望族，后随祖父到福建，毕业于福州女子学校。她既善讲福州话，又熟悉拉丁文，是一位有修养的知识女性。李烈钧常年征战南北，家业及部属的家眷均由夫人照料，代为处理相关后勤事务。
李赣骝说：“我的家里军人多，在这种氛围里，我耳濡目染，小时候就常常头戴军帽，肩佩徽章，腰别手枪。我从小就想当兵，追随炮兵出身的父亲。”李赣骝依次选择了炮兵、坦克兵、海军。可遗憾的是，他的视力有100度近视，上前线的梦想就这样泡了汤。
不过抗美援朝一开始，李赣骝还是告别亲人，从江南北上，成为哈医大代培的俄文医学系学生，培养目标是战地医学翻译。1955 年1 月，既懂俄文又可以戴上听诊器坐诊的李赣骝，被分配到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现友好医院）给内科专家做翻译，不到一年又被转到中直第三医院（现鼓楼医院）当妇产科专家译员。虽然不是自己熟悉的科室和领域，他也欣然接受了。“谁叫我是医生，没有挑选的余地，妇产科的苏联专家没到位，后来我又被分到了内科当医生。”李赣骝的心里只有“服务”二字，他说这是军人与医生应遵守的纪律。
在“文革”中，李赣骝深受迫害。1981 年，他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步入政坛，当选为邯郸市副市长，但他还是“赤脚医生”的那副装束：摘不掉的宽边近视镜，夏天一件汗衫、一条长短裤、一顶太阳帽，平平常常。李赣骝说：“早在念大学时，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实现。‘文革’更是无法企求，80 年代我又旧话重提。这时，有人动员我加入民革，我表明自己想加入共产党。对方讲，参加民革也能发挥作用，只要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诚恳工作。”1981 年，李赣骝正式成为民革的一员。当了两年副市长后，他凭个人的优势，又同时出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不多时又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在邯郸当副市长时，李赣骝坚持每周出一次门诊；之后在北京，他还坚持每周六去同仁医院当“大夫”，后来因为政务实在繁忙，他才不得不停止。李赣骝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分管外事特别是祖国统一工作。他多次出访，深入到海外华人聚集区，并与国外政要广泛接触，建立沟通渠道。
如今，李赣骝虽然已经从民革中央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希望能不辜负现在大好的环境和难得的机遇，力所能及地继续为民革事业、为祖国统一发挥自己的余热。李赣骝兴趣广泛，喜欢旅游、阅读近代文史方面的书籍、看看小品。4 个子女，没一个端“铁饭碗”或坐“铁交椅”，或在民营公司做自己的活，或在幼教岗位当“娃娃头”，没一个是靠父亲的特殊地位而得到优待的。“靠他们自己去闯，没能耐也不埋怨。”
李赣骝晚年依旧关心国内国际形势，利用个人这些年来结下的人脉资源进一步做好祖国统一工作，且积极参与“华夏纽带工程”等，不断弘扬中山文化，参加社会公益事业。他多次到台湾“党史”馆、台湾“国史”馆查阅、复印有关父亲的文献资料，正筹备出版一本有关父亲李烈钧的全集或文选。他忘不了李家恪守的原则：“‘官’是人民给的信任，‘当官’是一种责任，‘官’有多大就得负多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