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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梁培恕：“我对人类感到失望，我已经相信人性恶了。”
梁漱溟摇头。
梁培恕：“难道不是这样吗？人性能说是善吗？”
梁漱溟：“人性是不够善，但人性是向善的。”
梁培恕：“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向善的一面啊。”
“你觉得他恶，是因为你善啊。”梁漱溟眼含泪光。
这是著名儒学大师梁漱溟与儿子就人性善恶的一段对话，从中能感受到大师的智慧、气度和胸怀。
梁漱溟原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他跟毛主席同年，生前和毛主席颇有交往，也是唯一一个敢顶撞毛主席的大儒。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对他曾有这样的评价，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长大，却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断探求两个问题：一是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向何处去。
大众眼中的梁漱溟特立独行，连他的儿子梁培恕都感叹：“我对父亲研究的东西实在不懂。”因此退休后，他用了20年的时间研读和“走近父亲”。坐在位于北京望京的一栋住宅中，梁培恕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起过往，他忍不住两次落泪，一是回想起“文革”那段日子“实在不能活”，二是谈起下一代，“为什么有些让我听来泪流满面的事情，青年人却无动于衷？！”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曾写过一篇《思亲记》，回忆他与父亲之间的往事。梁漱溟自称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文章。他说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最大，父亲并非“施教”，而是由着他“主动地瞎撞”。
“无论干什么、学什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没有约束、充分自主。”梁培恕告诉记者，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他发现梁家人骨子里都潜移默化地培养出一个特质：“责任”。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中过举人，其间有几年在皇史宬（清皇家档案馆）工作，本默默无闻，然而1918年，梁济却在离60岁生日还差3天时，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在留下的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的死因，源于1917年的清帝复辟。他曾用七八天时间，写长信给素不相识的张勋“勿为复位之迂谋”，后来又两次写信，然而他发现劝张不要干的事，张一件件都干了。自杀前3天，1918年11月7日，即将出门的梁济看到报纸上一条国际新闻，若有所思地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竟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说的还是社会问题。梁济的死，在京城有过一些影响，徐志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对此有过评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梁培恕感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范仲淹的名句，祖父一生只尝到了前半句的味道。而很多当年的麻木者，甚至还对梁济冠以“梁疯子”之名。“祖父遗书中所说的‘国性’，即民族精神。在祖父过世3年后，父亲才注意到民族精神这东西的重要，由此回想起当初时常与祖父争执，懊悔不已。后来，父亲非常强调民族精神，认为违背它所做的一切建国努力必然效果不彰。父亲曾对他的学生们说，祖父给他的印象太深，使他‘非为社会问题拼命不可’。”
梁漱溟多次否认自己有学问，并说因为没有念过旧书，外语不好，连做学问的工具都缺，哪里还谈得上做学问呢？他坦言，自幼天资并不聪慧。梁漱溟6岁时，一天早晨祖母责问他为什么不起床，他气愤地说，“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即便进了学校，他的手脚也比别人笨，同学们踢球，他不能加入，要等别人玩够了走开，他才去玩。因为神情欠活泼，同学们管他叫“小老哥”。
梁培恕说，即便如此，祖父却让父亲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主动地瞎撞”。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梁济鼓励子女有自己的思想见解，让他们为自己的前途作主，只要子女认真考虑决定的事情，他必定点头认可。即便这个决定在他看来是错的，也不当即加以阻止，而是“隐然诏示”，让子女慢慢思索自己转变。
梁漱溟从十五六岁起就爱看佛学书，到了20岁便想出家，每天都把佛经上的话挂在嘴上。“其实祖父很不喜欢，但是‘未尝一言止之’。父亲十七八岁决定不结婚，而我的伯父结婚10年只生了两个女儿，依照中国传统观念，传宗接代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父亲这里。当年祖母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她握着父亲的手哭着劝他，不要固执，结婚是必要的。祖父却坐在旁边沉默不语。”梁培恕听家人讲，第二天，梁济给儿子写信说：“汝母昨日之教，以哀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
3年后，梁漱溟决定过儒家生活并结婚，“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并且懊悔地表示，“我当初固执己见，害得你们怀着极大的遗憾离去。”梁培恕告诉记者，“父亲说，祖父当时没有勉强他结婚，让他自己转变过来，对他来说是太重要的帮助了。”
梁漱溟用同样的方式教育子女。梁培恕感叹，“我们兄弟几乎没有时间享受父爱，可是我却有幸福感。这幸福不是别的，而是父亲以祖父对待他的方式对待我。我们拥有了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自主权。”
1928年，中山大学哲学系邀请梁漱溟讲课，题目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梁漱溟对哲学系的师生说：“大学里办一个哲学系，招一批学生来学哲学，天下最糟，无过于是！”断言这样学“一定没有结果”。他强调有主见之重要，“最初一点主见，便是以后大学问的萌芽，有了萌芽才能吸收营养，才能向上生枝发叶，向下入土生根。”
匹夫不可夺志
著名文学教育家季羡林曾说：“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在宣扬民族独立，探索国家富强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之后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即便如此，梁漱溟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坚毅态度和精辟的话语，还是流芳百世。
1946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昭示天下。
1946年6、7月间，蒋介石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由南京移居上海抗议。9月30日，周恩来分别致函马歇尔、蒋介石严正警告。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恩来回宁继续和谈。抵宁时，他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对记者说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被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运动中，梁漱溟受到打击。1973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漱溟却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他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漱溟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解释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梁漱溟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漱溟依旧敢于仗义执言。
顶撞毛主席，承认太过分
梁漱溟曾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在梁漱溟去世时，冯友兰在挽联上写道：“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概括其德业，下联提到了他跟毛泽东的缘分。梁培恕也在回忆父亲的传记中，提到了他当年顶撞毛主席，找毛主席要“雅量”的事情始末。
那是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马勇认为，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个是有关工人和农民的待遇差别，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也就是毛泽东批评他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身份教训中国共产党，以为中国共产党不懂得农民，进城后忘记了农民兄弟。
“《毛选》第五卷里，毛主席把父亲批得‘体无完肤’。父亲抱着儒家的做人态度，‘反求诸己’：我有什么不对，我自己反省。父亲后来自己检讨，1953年，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毛主席要‘雅量’，让主席下不了台，是太过分、太冒犯了。但说他提意见是出于恶意，这一点从未接受。”梁培恕说，父亲晚年也觉得自己错了。其实在那次争论之前，梁漱溟与毛主席的关系十分融洽，他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1986年秋，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还不忘1938年他在延安与毛主席彻夜争辩中国出路的场景，他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20世纪50年代初，梁培恕去看父亲。谈话中父亲问他对“革命”的理解。梁培恕答：“突破现有状态即是革命。”梁漱溟点点头，“本来担心你会把暴力斗争认作革命。”他自己这么下定义：“革命就是否定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构造的一根本变革。中国历史上只是秩序扰乱又恢复，未建立新秩序，社会构造历久不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几千年来没有革命。”
“父亲从17岁便决心出家，但他后来说，出家只解除个人烦恼，国家怎么办？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谈起父亲因坚持己见而给一家人命运带来的转变，梁培恕显得很“淡然”，“我理解父亲，即便今天，也认为父亲是对的。”
梁家后代的风骨
梁漱溟为什么能在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浪中泰然坚持下来，一直活到95岁？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梁漱溟一开始对佛教比较尊崇，后来又改为研究儒学，这些是否对他有影响？梁培恕说：“父亲长寿不一定跟这个有关，但他的心理状态是别人做不到的。在那个年代，包括跟他年龄相当的，同辈的一些党外人士，自杀的很多。”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也不苟言笑，在儿子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最大的爱好是思考问题。“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时，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梁培恕说。
在父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梁漱溟的两个儿子也颇具“风骨”。长子梁培宽和次子梁培恕晚年都潜心研究父亲的著作和思想。梁培宽1925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园艺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清华大学生物系（后并入北京大学），还在中山大学跟苏联专家学过昆虫生态学，原想留在北大任教，后被调到科技系统工作，直至63岁退休。
梁培恕1928年生于广州，1946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是徐悲鸿。内战爆发后，他和其他北京学生一样，反内战，要和平，参与游行示威，后来被学校开除。梁培恕对政治的兴趣很大，一心想学新闻，1948年他前往解放区参加革命。1951年3月，调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961年调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工作，196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时，他被下放干校待分配，靠边站达10年之久。1976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所。1984年调美国研究所任副编审。
梁培恕忘不了1955年7月，父亲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时说的话：“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稿完成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我原以为父亲因心情平静而见事极真，其实错了。现在发现，父亲的心热得非同寻常。只不过他是热心别人不热心的事情。”梁培恕说，父亲1988年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了遗著。在给儿子们讲述自己的理想国时，他说，希望将来是一个“自律成风”的社会。
谈起梁家第三代，梁培恕突然声泪俱下。儿女们虽事业有成，但这并不是梁家人关注的。“这个世界真的很奇怪，他们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却对思想问题不再感兴趣。我曾把亲身经历画成小人书，将中国最危难时期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比如在最饥饿的时候，有些农村的妇女为了养活全家人，宁愿被卖，宁愿做妓女，甚至由丈夫送她们去……这是怎样的画面，人绝望到了何种程度？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要哭的，但他们不哭，他们听故事！我悲痛我的孩子不革命，不再有同情心。在我看来，民族精神是永远的，要真平等，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梁培恕陷入沉痛之中，而他的结束语，也深深敲击着记者的心。（感谢世纪文景出版集团对本刊采访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