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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瘦、黑，略带山西口音，脚上的皮鞋总是落满了尘土；早上5点半起床，大部分时间都在现场办公，午夜12点才结束工作；经常带着各部门负责人，边找问题边解决；因城市拆迁备受争议，有人叫他“耿疯子、耿拆拆”——他就是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
耿彦波为何引来如此多非议，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时，耿彦波回应了争议。
“拆”出来的历史名城
1982年，大同成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两汉名郡、北魏京华、明清重镇，大同的历史辉煌绵延不绝，迄今已超过2300年。现今，大同还保留着大量珍贵的文化记忆，云冈石窟、华严寺、城墙等是其主要代表。
与历史记忆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大同城内城墙残破不堪，违法建筑建在城墙之上，国保文物单位陷于违建之中，古城的小巷也是脏乱差。当地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2008年2月，我刚到大同的第一天，就去三道营房附近转悠，我记得很清楚，街道到处都是垃圾，污水结成了冰，冰的颜色都发黄。”耿彦波说。
进行实地调研后的耿彦波很快有了工作方向：恢复大同古城面貌，修复周长7.2公里的古城墙，把大同建设成“一轴两城、双城并美”的城市新格局。为了保持古城风格，他坚持“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
2008年5月，大同启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程，市政府发布通告，古城保护范围内的在建工程一律停建，一些在古城墙原址上修建的房地产也被拆除。此时，耿彦波上任才刚满3个月。紧接着，他向街面上多年拆不掉的违建房开了刀。一般人都明白：能将住宅私改成门面，违章建筑压着马路红线的，都不是等闲之辈。很多干部暗示耿彦波，这些违法建筑不能拆。耿彦波却说：“谁的也不行，非拆不可。我对事不对人，它违法我才拆，其他的我不知道。”违建、临建房应声而倒，一名基层官员称，耿彦波这是犯了官场大忌。
“记得耿市长刚到大同时，很多人都质疑云冈石窟的改造工程，还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调查，后来，耿市长说服了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因为经过论证，工程并没有损害云冈石窟本身。”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不打不相识，文物局专家很不错，后来都成了朋友。”耿彦波说。
最大的争议来自拆迁。在全国，不时有拆迁争议事件见诸报端，耿彦波自然不敢怠慢。他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钉子户’这个词，不管权贵还是平民，我会一致对待。对于拆迁，我的办法有两条：一是违章的肯定要拆掉，不管是谁的；二是要给老百姓保障房住，如果保障房没到位，就给拆迁补助，让他们有钱租房住。”
在他的铁腕治理下，此后一年，古城保护范围内的房屋拆迁顺利了很多，大部分人会在规定时间内搬迁，甚至一些市民希望提前拆迁，早点搬到新房住。搬迁后，修路、绿化等工程也颇为顺利。
“过去是3年修一条路，现在一年修几十条路。”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以前的路，头一年修好了来年就得重修，叫‘拉链马路’。现在的路，都已经三四年了，还好好的。”
为了杜绝修路工程中转包带来的问题，耿彦波叫来项目负责人说，“你只要离开，就必须向我请假，我10天左右就来检查一次。干好了咱们是朋友，干不好就让你们血本无归。” 从规划到施工，他都要求有国内一流的施工单位来参与竞标，不会“走关系”用本地公司。“这无疑阻断了官商勾结的渠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
“刚来大同时，大家都说，耿市长干这么猛是不是想当大官？”耿彦波觉得，“做事不被理解也很正常，就看你对人生的追求，做官是为了做事，还是做事为了做官，这是两种人生境界。”
好领导是骂出来的
今年54岁的耿彦波，出生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一户农家。作为山西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耿彦波自认为骨子里是个文人。他张口就能背诵《论语》，曾国藩是他的精神偶像。但这个看上去有些瘦高的儒官，却从来没服过软。
1993年，35岁的耿彦波当上了灵石县委副书记，“在全省属第二年轻”。两年后，他当选为灵石县长，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复王家大院，因此有人给他寄来子弹，上面还写着“送魔鬼见阎王”。2000年4月，耿彦波主政榆次时，他又修复了常家庄园；2006年6月任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时，采用了“大推进战略”，5条主动脉同时开工……
然而，当他修复榆次老城时，有人打出“谢谢你，彦波”的横幅；当他调离榆次后，“吕日周第二”的争论甚嚣尘上；当他离开榆次两年后，“耿粉”自发在新浪网开设“耿彦波论坛”；当他在太原进行城市大建后，出现了“又一个仇和”的评价。来到大同后，“挺耿派”和“疑耿派”在百度贴吧上争得不亦乐乎，而他却在争议中一路前行。
不过，耿彦波自认为与仇和、吕日周不同。“仇和做市委书记时，我才不过是个县长。他能做的事情比我多，我只不过是个想做点事的官员，让山西一些文化古迹城市在弘扬文化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不能与仇和、吕日周相提并论。”
在下属眼里，耿彦波要求完美。一旦发现干部在工作中的惰性和敷衍，便当众批评，有时也会让人“下不了台”。“你看耿市长的鞋，那么厚的灰不说，鞋跟都磨掉一半，都不如我穿得好。”一位市民指着正在现场办公的耿彦波对记者说，“谁也糊弄不了耿市长，他抓起一把灰土，就知道沙和灰的比例，好多工程都是他看了后返工的。”
耿彦波做事不喜欢按常理出牌。建设工程的供电有问题，他不会按常规先找分管副市长或分管局长，而是直接找供电公司一把手，甚至是供电所的相关业务负责人。还经常把这些业务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现场工作会议。“他的工作方法可以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但也招来了不满，架空了很多官员的权力”。一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由于性格强势，有关耿彦波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有开发商给他送了500万，试图保留违章建筑，被他当场捐给了市政府，作为城建经费。有人找大领导给他写条子，被他当场撕掉。”在大同市民的眼中，耿彦波是个油盐不进的铁腕，也是一个不讲情面的官场书生。
从政这么多年，耿彦波在骂声中总结出了很多东西，“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大家永远说好，平平静静的，你肯定当不好这个领导。好领导都是在骂声中锤炼的。要挨得了骂，受得了苦，静得下心，我的选择就是咬紧牙，往前走，让历史去回应这些骂声。”
当这个市长累心
环球人物杂志：在大同你为何做事那么激进？难道不能慢慢来？
耿彦波：我觉得生命苦短，人生在世，不管在哪个职位，都应该尽你所能。一届大同市长任期只有5年，想做的事太多了，我常常感到时间不够。在这个位置上，你要面对的是几百万人，特别在中国的体制下，一届好的政府和不好的政府差别很大，因为你所做的事和百姓的幸福息息相关。干不好，不是留下空白，就是留下罪恶。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说，大同这个地方“水”很深，你的底气来自哪里？
耿彦波：我没觉得大同的“水”有多深。我这个人的工作方法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拆迁就是拆迁，对事不对人，不考虑拆迁涉及什么人，背后有什么利益集团。一定不能被利益集团所左右，而是要从一些圈子里跳出来，把握公平的原则，所以我从来不问别人的背景，在利益的漩涡里，就不会有客观和公正。
环球人物杂志：尽管做了这么多事，但仍有人说你在作秀，还有人说你就会拆迁，叫你“耿拆拆”，你委屈吗？
耿彦波：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受不得苦，受不得委屈，怎么能做成事。我问过自己，是不是作秀？是不是想当英雄？没有。外面的人都觉得我非常激烈，充满了火药味，我都被妖魔化了。其实，我内心一直都比较平静，就像修复古城，修复华严寺，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壮举，也不觉得该引起关注。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觉得你做事是为了政绩，你怎么看？
耿彦波：做事难，难在众口难调。我能做的就是等，所有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也要容别人从不理解到理解。我不能背包袱，认为我是干好事的，大家一定会鼓掌欢迎，领导干部必须过这个坎。好领导都会经历由骂到不骂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是选择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我选择前者。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你搞城建是为了受贿，还有人说开发商给了你500万，被你给捐出去了，有这种事吗？
耿彦波：（笑）没有那样的事，这是编故事。当然，作为拥有一定权力的市长，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诱惑，特别是面对名利的考验。用公权为民办事，还是为己谋私，确实反映了一种人生情怀和境界。正正直直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老老实实做事，是我做人做官做事的准则。尽管很辛苦，但是我的内心是快乐的，我的事业是美丽的。
环球人物杂志：你做官的哲学是怎么形成的？
耿彦波：都是实践中形成的，儒、释、道三家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儒以治世，道以修身，佛以治心。当你遇到不公正的时候，当你遇到沟沟坎坎的时候，你怎么找到出处？儒、释、道就是出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了不让群众遇到不公平的事，我就要最大限度地做一个好官，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事。
环球人物杂志：你压力大吗？
耿彦波：当然很大。从官场定律讲，多说话难免说错话，多做事难免做错事。做太多事就是给自己找压力，难免有不同的声音，要得罪人，可能影响做官。很多人现在是按程序当官的，没有抓住一个地方的要害，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正确的方向，做最有效的事。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你在大同的工地上晕倒过8次，你很累吗？
耿彦波：过去不到50岁，感觉还没那么强烈。到了大同后，感觉很累，主要是心累。曾国藩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可由于历史原因，大同还没有形成团队，所以非常累。至于晕倒8次，应该没那么多，但确实由于焦虑，休息不好，在工地上晕倒过。
其实，大同的条件不适合做这么大的事，我是拿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在做赌注。我觉得做官是有限制的，我能做的就是把事业的宽度增加，尽可能在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没有这种境界，就不能踏踏实实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