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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最亲的堂哥

田大勇 《 环球人物 》(

    我写的人叫“田大德”。是的,从名字就能看出他与我的密切关联,他是我的堂哥,大我一岁,从小和我一起长大。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与我形成强烈反差的孩子。我们一起学习、玩耍,大人看见我就会说:“瞧这孩子,脑子就是聪明,连玩都比别人玩得好。”而对他则是:“连学习都跟不上,就知道玩,还耽误人家好孩子!”但堂哥从不介意,总是把我当作最亲的弟弟,哪怕当我的陪衬。有他在,我不怕犯错误。因为,他要不就是主动替我扛下,要不就是来不及解释已被大人乱揍一顿,还免不了被数落:“都是孩子,差距这么大!咋不像你弟弟好好学学?”每次,我的脸臊得比猴屁股还红,愧疚而懦弱地看着他,他却憨厚地笑着。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学习成绩,是个一美遮百丑的东西,也是个与善恶无关的东西。我痛恨这种肤浅的评判标准,但又暗暗庆幸自己学习好。
    我们在一起时,亲戚们似乎都护着我,包括他的父母。12岁时,我去堂哥家吃饭。为了招待我,大爷特意在菜里加了些肉。我肆无忌惮、自私贪婪地拣着每一块肉吃,堂哥还是傻呵呵看着我乐。而当他刚夹起第一块肉,正往嘴里放时,大娘说话了:“平时学习不见你积极,吃肉时倒是脸皮挺厚?!”堂哥顿住了,脸微红,顺手把肉夹到我碗里,嘴里嘟囔说:“谁说我要吃,我是给弟弟夹呢!弟弟,你多吃点……”
    后来,我上了重点初中、高中、大学,继续享受着来自各方的赞美和吹捧,而我其间所犯的早恋、打架、抽烟、赌博、逃学等一切过错,都随着一张张成绩单而被大人们遗忘或宽容。堂哥却在初中后勉强考了个中专。当我在大学里为了给女朋友买不起一条项链而感怀时,他却早已扛起生活的重担,做过揉面师、夜总会服务生、泥瓦匠学徒工、卡车司机,后来又当上了出租车司机、长途客运司机。他没有犯过任何我所犯的错误,但始终摆脱不了被蔑视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我去老家住了几天,他每晚都会静静听我添油加醋地讲外面世界的美好。最后他的结论是:“弟弟你真棒!你好好混,以后哥给你开车去!”其实,那时的我因挂科太多差点拿不到毕业证,只能在一家小公司做行政。
    他早早结婚了,娶了个农村姑娘。为了1万块钱彩礼,大娘与女方家长闹得很不愉快,最后死活一分钱不出。我悄悄帮他包了彩礼送过去,在老家帮他筹备婚事,而我的那辆别克,也成为他婚礼上唯一的婚车。那几天,他逢人便说:“瞧见那别克了吗?是我兄弟的!瞧见我兄弟了吗?人家可是北京的成功白领!专门放下工作来帮我张罗婚事的……”他的骄傲,真诚而卑微,却让我无地自容。
    堂哥后来跑长途时经常路过北京,但他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哪怕是有时调班得在北京过夜,也是独自住在公司安排的简陋地下室里。我问他为啥不找我,他说:“又不是来玩,我是来干活的。而且你也那么忙,哥不忍心打扰你。”
    去年春天,我正为妹妹出国的事请几位领导吃饭。菜刚上,手机响了,是堂哥。他用哭哑的嗓子告诉我:“我妈突然走了……”那刻,我的脑子一片轰鸣。我看着已经开始推杯换盏的领导,一边是妹妹的前途,一边是堂哥的悲鸣。我跟他说:“你等我,我把事情安顿好连夜回去。”从医院到停尸房,从殡仪馆到火化间,直到目送大娘入土为安,那几天,我一直陪在堂哥身边,没哭,也没说安慰的话,只是形影不离地陪着他。
    一年后的今天,他告诉我,他父亲得了尿毒症,晚期,在我们家乡的小医院已经透析了数月。他把房子卖了,虽然明知治不好,但还是想来北京的医院看看,尽做儿子的最后一片心。但是知道肯定挂不上号,求我能不能帮帮他。放下他的电话,我打遍了所有可能帮忙的关系电话,用声嘶力竭的声音哀求一个特需加号,最后终于有了结果。
    堂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人,他努力而认真地过着平凡的生活,平静不屈地承担着命运的波折。有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堂哥已经患糖尿病多年。每次,想到他奔波一天,从驾驶座椅旁摸出药片,悄悄吞下后才回家时,我都感叹命运对他不公。但也许,堂哥并不需要我的这种自怜式的同情。

和我最亲的堂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