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深圳罗湖区新园路15号迎宾馆，66岁的朱清时，已经一个人住在这里3年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校长，3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也不知吃过多少种安眠药。在经历了诸多摸索、质疑和漫长的等待之后，朱清时学会了在守护理想的同时向现实妥协。因为他深知，南科大是政府办的学校，自己只是受雇于政府来管理这所学校的CEO。
又到一年高考时，南科大的招生工作如何与国家现行高考制度接轨？今年4月24日，教育部终于同意南科大“转正”，它如何在遵守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的前提下，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出一条制度创新之路？朱清时的理想大学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就这些问题，朱清时近日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的专访。他身体欠佳，但仍嘶哑着和记者聊了很长时间。
走到哪一步，还有很多未知数
环球人物杂志：去年，南科大教改实验班45名学生集体拒绝参加高考，今年的生源要不要参加高考？计划招收多少学生？
朱清时：转正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招生。我们希望南科大能办成精品，所以，暂时不会大规模招生，今年计划招180人，全部按理工科大类提前批次录取，分6个班级授课，每班30人，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6个专业。
去年我们是自主招生，没有参加高考。今年将采用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即报考我校的学生在全国统一高考后，须参加我校组织的复试。高考成绩占60%，高中阶段平时成绩占10%，南科大组织的复试成绩占30%，最终构成考生的综合成绩，按考生综合成绩择优录取。南科大的复试以书面形式测试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包括记忆力、想象力、注意力和洞察力。
环球人物杂志：能力如何考查呢？当前的高考中体现不出能力来吗？
朱清时：当前的高考是好学生听了老师的话，训练得很熟练，就能考高分。我们想要的学生不光是学习成绩好，而且要有很强的创新力、理解力和记忆力。如果高考成绩不是太好，但是能力很突出，我们也要。因为真正在大学毕业工作之后，一个人的创新能力怎么样，主要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他在高考前学过的那些东西。我们有专家组，我也会亲自出题，考查的不是知识面，而是看你记忆力有多好，想象力有多丰富，理解力有多强。
这种能力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孩子进入高校。现在农村孩子参加高考的人数越来越少，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农村中学教育资源差别越来越大。高考能够考高分的，往往都是重点学校的学生，农村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不好，就很吃亏。因此，南科大希望把这些能力的考查加入到录取评估中，能够使来自农村、有天赋的孩子受益。
环球人物杂志：南科大会和北大清华追逐高考状元吗？
朱清时：我不在乎状元，现在教育界的共识是第十名现象，即人才经常出在第十名，因为状元压力太大，包袱太重。中国高考恢复30多年，绝大多数高考状元没有真正成长为一流人才，所以高考状元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环球人物杂志：南科大学生前两年不分专业，三年级以后才自选专业，课程设置上也不同于国内现行的分类，这样的安排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朱清时：我们的理念就是，南科大要给中国教改做一次试验，我们要重新设计每个专业和每门课程，保证学生学了这些课程都能得到真本事。两年基础课阶段，不分系不分专业，把理工人文的底子都打下。基础课主要是数学、物理、人文科学、工程原理等。大家都很好奇，人文科学有什么课呢？我们有一门最受学生欢迎的社会学原理，授课教师是从香港请的教授。还有一个是心理学课程，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带着20多个骨干，每个人来讲一次课。还从香港请了一个教授教古文，让学生能看懂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从三年级开始，学生根据兴趣和能力选择研究所，在研究所完成他们的专业和研究。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很羡慕那里的学生，他们的课很少，一学期选3门课就不少了，每门课都是前沿问题。比如，他们的计算机课程，就有大规模线路的设计，上完这门课之后，学生就会设计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这个课要上完也很辛苦，要读很多参考书，做好多次实验，但是一学完，学生就发现自己有本事，可以设计芯片了。所以，麻省理工的学生，全世界的企业都欢迎。在我们国家，北大清华学计算机的学生，每学期可能要上七八门课，学了之后却感觉跟没有学一样。所以，我们就想做个改变，从课程设置上开始，保证每门课都让学生学到真本事。
环球人物杂志：南科大要建研究型大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授课方式呢？
朱清时：在南科大，教师一定要做科学研究，研究一定要做得一流，并且，要带着学生做研究，在研究中指导学生学习，这样才能培养和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现有的师资90%曾在美国、欧洲、中国香港等知名高校工作过，对世界学术界的发展和前沿研究有充分的了解和参与。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否担心学生毕业时没有教育部认可的文凭，在国内找不到工作？
朱清时：这个担心没必要，已经有很多著名公司跟我们打招呼，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他们全要，这是他们对教改的支持。所以，我想我们的学生找工作的问题不大，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毕业以后又会被社会同化。不管怎么样，中国的教育改革总是要有人走出第一步的。
环球人物杂志：你理想中的南科大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10年、20年之后的南科大又会是什么样？
朱清时：改革能够走到哪一步，还有很多未知数。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办一所加州理工学院，学术主导，教授治校。像以前的梅兰芳剧团一样，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让梅兰芳唱好戏，大学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教学和科研。同时，加州理工还是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南科大未来5年之内，学生规模会控制在2000人以内。10年、20年后，它肯定会是国内一所顶尖的高校，深圳市和教育部都有这个愿望。
“我们的使命是把火种准备好”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的，什么时候开始有改变教育体制的想法？
朱清时：1979年我出国工作和学习，去过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知道中外课程设置差别太大了。国外大学课程设置比我们要先进得多，国内教授根本没有讲课积极性，大量的时间花在行政事务上。大学里行政官员说了算，但他们对教育和学术并不了解，只能看一些业务化的指标，所以，把我们的大学搞得死气沉沉。回来之后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宣传和推进这种教育改革，焕发大学的活力，让学生学到真本事。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国外高校不存在这些问题？中国大学行政化如此严重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朱清时：在国外，大学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它的法律就保证了这种自主权。美国教育部权力很小，只管两件事，一个是教育公不公平，一个是教育质量达不达标，经费、人事任命它都不管。中国就不一样了。比如，学生春节回家买火车票，有的学生买不了火车票，因为只有教育部网络承认的学校的学生才能买学生票。
我在成都开年会，大家吃饭就赞叹说，成都饮食做得好，各种菜更新很快，创新能力很强。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餐饮部，没人管餐饮，大家的创造力就都发挥出来了。就像科技部设定指标，支配资金，科学家只好跟着它走,它一管，科技就死了。行政化是我们国家多年来形成的高度统一的体系，深入到每个角落了。
环球人物杂志：实践证明，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改革很难。2011年7月16日，南科大理事会召开首次会议，据说你曾感慨“经历了人生中最纠结的一天”，因为理事会中20位参会理事，政府官员占了一半。
朱清时：南科大去行政化只能一步一步来，跳跃前进是不可能的。南科大是深圳市政府办的学校，有关部门领导进入理事会理所当然，否则，理事会作出的决议可能不会被承认。但是，我们学校的行政管理已从市政府转移到了理事会。现在，我们要学会用理事会来办大学，学会和政府一起运作理事会。
环球人物杂志：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方式成功之后，能否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
朱清时：我觉得不应该把南科大一个学校的改革和全国关联起来，毕竟全国的事情太复杂了。不过，南科大的改革可以像火种一样，慢慢星火燎原。我们的使命是把火种准备好，把这种文化引领到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去。这几天，我看报纸上说湖南教师评职称要给评委送钱，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高校行政化一日不除，评职称腐败一日难止。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说去行政化了，并且用这种思路来分析各种问题。总有一天量变到质变，会把去行政化实现的。
教育改革绝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这一个环节，而是整个教育制度，包括基础教育阶段的改革。我和南科大，只能是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了。
环球人物杂志：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曾经说过，教育需要乌托邦，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朱清时：他是理想主义者，我欣赏他这种观点。教育想要做到最好，是需要乌托邦。政府不管你，你完全按照教育规律来自生自灭，但是这有个前提，那就是你要有个很大的财团做后盾，并且这些财团的捐赠属于慈善性质，他不管你才行。像美国哈佛这些学校，很大的资金来源是私人的，这些资金捐赠了之后都不管你，就是董事会来管。中国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还没有富人愿意把钱捐出来又不管你。我们的私立大学很多，但私立大学的老板管得特别细。所以，这种理想和现实还离得比较远。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5年之后就不会连任了，任期满后可能你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那时候怎么办？
朱清时：南科大是一个教改试验田，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引进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能够作为火种、旗帜、火炬，给教育改革提供一条新路。今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才可能成功。
两次失败和一个机遇
1946年2月，朱清时出生于四川成都，他的一生都走在时代前沿：1974年，“文革”还未结束，各地的科研机构处于瘫痪中，朱清时却在青海省盐湖研究所组织实施大型科研项目；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他走出国门，接受最先进的科研浸染；199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在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做了10年校长。这10年里，他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一次是在中科大推行教学大纲改革，他带着校领导到欧洲、美国等地许多大学访问，回来后组织编写各个专业的教材和大纲。改革推行了一两年，无果而终。“教授的心都被吸引到科研上去了，因为要发表论文，要得奖，这是评教授的硬性指标，指标里唯独没有教书。要接近世界前沿就得用新教材，教师得重新学，讲一小时课可能要花七八个小时备课，这样教师精力就被牵扯进来了，所以教师不愿意上新教材。”
朱清时不甘心放弃，决定引进一批海归教授。于是，他开始第二次改革，到海外著名高校引进人才，但是海归人才回国以后，也不重视课程改革，同样重视争项目、争经费，忙着发论文。
经过两次失败的改革，朱清时意识到高校问题的根源在于评价体系，即行政化。高校要有希望，就必须恢复高校的本来面目。“我从一个搞科研的角度看教育，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教师和学生有更多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违背这个原则的折腾，我们能避免就都避免。”此后，中国高校流行扩招、建新园区、合并等大事情，朱清时没有赶这些潮流。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捞地、捞钱、捞规模”，根本不是大学的本质。
从中科大退休之际，朱清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很奇怪，教育界的纠错机制为什么这么不灵敏，明摆着做错了，还不纠正。我们好像坐在奔驰的火车上，知道方向错了，但谁都不肯跳下来。”
朱清时来深圳，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新使命，更是一种机遇。
为了让人才适应经济的飞速发展，深圳很早就有创建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设想。2007年3月，深圳市人大会议决定参照香港科技大学模式创建一所研究型大学，以培养大量科技创新型人才，为深圳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动力。这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的由来。
校长是一个大学的灵魂，深圳历经一年，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校长，朱清时被选中。当时，朱清时并不情愿来做这件事，他已经做好退休后的打算——故宫博物院国家古陶瓷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不过，2009年9月10日，朱清时还是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校长聘书。回忆当时，他说：“王荣同志鼓励我放开手来干。他说，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实现梦想的地方，这里没有多少历史包袱和传统框架束缚。南科大若能探索和推出一套好的体制和机制，可能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贡献。”
朱清时觉得自己又能为中国教改做点事情了。“南科大是一张白纸，我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做新的机制建设，把过去当大学校长没有进行下去的改革在这里进行下去。”朱清时的理想就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回归大学学术机构的本来面目，谁掌握真理就听谁的。具体到南科大来说，要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理事会治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核心就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在这3年里，朱清时带领南科大，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在等不到教育部批准招生的情况下自主招生、学生拒绝参加高考、部分教授和学生退出……“这3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硬碰硬是不行的，设法绕过去是最好的。比如，是否参加高考，高考就高考，但高考成绩只作为一部分成绩，这样就比不参加高考要灵活得多，也容易操作。”朱清时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来深圳3年，朱清时一个人住在政府为其安排的迎宾馆中，夫人和子女偶尔来探望。他说：“我只有周末在这里，其余时间都在学校。子女很忙，还有孙子，他们管好自己已经很不错了。”
采访过程中，朱清时一直强调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5年合同期满后就会离开，去做一做自己感兴趣而没有时间做的事。目前，南科大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继任人选。当记者问朱清时，会不会担心继任者和自己的教改理念不一样时，他说：“只要他能把南科大办好，继续推行教改就可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具体怎么做不是很重要。我最多称得上是个点亮火种的人，并不一定非得要守护着这个火种一直走下去，因为教育事业需要一代代人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