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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在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史上，吕碧城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先驱者之一。她的女权“高唱”，于第一时间赢得了新旧文人和官场大吏的捧场响应，从而成就了她本人中国教育史上女子公学第一女校长和中华民国史上第一女徽商的辉煌人生。但是，源于人性本能和人生苦难的女权，一旦被架空抬举到远离人间烟火，留给她的只能是既没有前路也没有退路的人生困境。
文人雅士众星捧月
吕碧城，祖籍安徽，原名吕贤锡，又名兰清，在家中四姐妹中排行老三。父亲吕凤岐曾任山西学政，在吕碧城12岁那年过世。1897年，母亲严士瑜为了让女儿得到良好教育，从安徽来安北上天津塘沽，投奔时任盐课司大使（即盐场总管）的弟弟严朗轩。
1902年，严士瑜带着年幼的四女儿返回安徽娘家，吕碧城和二姐贤鈖（音同“芬”）继续寄居在舅舅家中。1904年5月的一天，21岁的吕碧城打算与盐课司公署秘书方小洲的夫人一同前往天津市区探访女学，临行时遭到舅父的斥骂阻止。第二天，吕碧城乘坐火车负气出走，没想到这一次冒险，竟然让她遇到了包括《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即著名戏剧家英若诚的祖父）、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内的诸多贵人，从而一举扭转了自己孤苦无依的人生轨道。25年后，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予之激成自立以迄今日者，皆舅氏一骂之功也。”
1904年5月8日，38岁的英敛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与吕碧城的传奇相遇：“接得吕兰清……晚，请吕移住馆中与方夫人同住，予宿楼上……碧城作《满江红》词一阙，极佳，附录于后：‘晦黯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若安是时人对法国女革命家罗兰夫人的称呼，达克指的是法国民族英雄贞德）。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世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5月10日，这首令英敛之大为赞叹的《满江红?感怀》，以碧城女史吕兰清的署名在《大公报》“杂俎”栏目公开发表，成为吕碧城冲破家庭枷锁、张扬女权解放的第一嗓高唱。“碧城”二字原本是道教话语，被传统道教奉为元始天尊的老子李聃，“居紫云之阙，碧霞为城”，后人因此用“碧城”来形容神男仙女居住的处所。从碧城女史的署名中，可以看出吕碧城以仙人自居的心高气傲、目空一切。
第二天，《大公报》又刊载了一篇《读碧城女史诗词有感》——显然是英敛之所写。他认为吕碧城表达了“尝悲中国之衰弱，而思有以救之”的爱国理想，进而把话题引向英吕二人共同关心的兴办女学方面：“吾中国古亦多才女，而惟以吟风弄月，消耗其岁月者，盖上无提倡实学之举，故皆以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今国家如提倡女学，将来女界之人才，当必可观，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继《满江红?感怀》之后，吕碧城又在《大公报》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权与女学的文章诗词，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吕碧城也因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她在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新女性所向往和倾慕。文人雅士纷纷给《大公报》投诗相和，不仅对吕碧城的文学才华表示倾倒，更对她张扬女权的精神风骨表示支持。其中最积极的，除了英敛之外，还有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亲信幕僚之一沈祖宪。一时间，出现了“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而吕碧城则以女儿之身，大方地与男人们交游，唱和诗词，出入男性的社交场所，成为清末社会的一道奇景。
1904年6月10日，29岁的秋瑾穿着男装从北京慕名来到天津，专程拜访小自己8岁的吕碧城，并且在见面后主动取消了自己此前使用的“碧城”名号。两位新女性相见恨晚。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即出自吕碧城之手。
培养出一批女权精英
一举成名之后，吕碧城按照英敛之的策划与安排，开始尝试兴办一所先进的公办女校，她撰文公开表示：“女学之倡，其宗旨总不外普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二端。”
1904年7月14日，英敛之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关于办校最为确切的记录：“晚间润沅来，言袁督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这里的“润沅”，指的是傅增湘，当时他被袁世凯请到天津，专门负责兴办女学。“唐道”则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
10月3日，《大公报》刊登“倡办人吕碧城”的《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规定学堂以“开导女子普通知识，培植后来师范，普及教育为宗旨”。同时还刊登有“创始经理人”英敛之、方药雨（天津日日新闻社创办人）的启事，称“襄此善举，诚为开通风气，栽培国民之要图”。11月17日，天津公立女学堂在河北二马路正式开学，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据《大公报》11月18日报道：“昨日午后2点钟，由总教习吕碧城女史率同学生30人，行谒孔子礼。观礼女宾日本驻津总领事官伊集院夫人……男宾20余位。诸生即于是日上学。”
1905年初，由于心高气傲的吕碧城与英敛之夫妇、傅增湘夫妇及方药雨等人的合作并不愉快，傅增湘、英敛之、方药雨辞去董事职务，由22岁的吕碧城出任由天津公立女学堂改名的北洋女子公学监督（即校长）。吕碧城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公学的女校长。用她写在《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中的话说，该校“创设之始，艰苦缔造。将近一载，始克成立”。
1906年春，在女学事务总理傅增湘“学术兼顾新旧，分为文理两科，训练要求严格”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北洋女子公学增设师范科，学校名称也因此改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租赁天津河北三马路的民宅作为校舍，同年6月1日举行招生考试，首批招生46人，于6月13日正式入学。由傅增湘提名，吕碧城又出任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校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期间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一度停办。1912年春，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5月，改名直隶女子师范学院。1916年1月，改名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先后培养出许多中国女权运动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中包括辛亥革命期间到上海参与组织女子北伐队、后来嫁给国民党要员黄郛的沈亦云，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崔震华，女作家凌叔华，鲁迅夫人许广平，以及后来成为中共女党员的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等。
当了袁世凯的“花瓶”秘书
中国传统的男性读书人，历来选择的最为正统的人生道路，就是“学而优则仕”。在这一点上，曾经女权“高唱”的吕碧城也没能完全免俗。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及中华民国的成立，吕碧城一度产生参政议政的冲动。1912年，她在标题为《民国建元喜赋一律和寒云由青岛见寄原韵》的诗词中写道：“莫问他乡与故乡，逢春佳兴总悠扬。金瓯水奠开元府，沧海横飞破大荒。雨足万花争蓓蕾，烟消一鹗自回翔。新诗满载东溟去，指点云帆尚在望。”
这里的“寒云”就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是吕碧城当年诗文唱和的密友之一。正是怀抱着“雨足万花争蓓蕾”的积极进取精神，吕碧城出任了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只是她在这一位置上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政治才干，只是充当了一个挂名性质的政治花瓶。若干年之后，人到中年的吕碧城甚至在《女界近况杂谈》中公然站在她当初女权主张的对立面，以男权道德的名义全盘否定了女界人士的参政努力：“夫中国之大患在全体民智之不开，实业之不振，不患发号施令、玩弄政权之乏人……女界且从而参加之，愈益光怪陆离之至。”
与此同时，在参政议政方面无所作为的吕碧城，却利用自己总统府秘书的政治地位和文坛交际花的人脉资源，离京移居上海，在十里洋场成就了民国史上第一女徽商的商业传奇。
吕碧城经商的细节现在已经无法还原，只是在她的《游庐琐记》中留下了陪同俄国茶商高力考甫同游庐山的蛛丝马迹。吕碧城在上海密切交往的诗文之友张謇、叶恭绰、陆宗舆、庞竹卿、袁克文等人，大都是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政商巨头或帮会大佬，她经商所需要的商业资本，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据推测，她的财富获得，更多的应是上流社会的变相馈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经商办企业的生产所得。
尽管如此，商业上的成功，使吕碧城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以独身名女人的姿态，周旋于以男权为主导的上流社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她对自己的私生活也并不讳言，曾写道：“余素习奢华，挥金甚钜，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术也。”
吕碧城一度寓居上海威海卫路与同孚路之间，与著名外交家陆宗舆和丝绸大亨庞竹卿为邻。室内陈设全部西化，钢琴油画点缀其间，富丽堂皇。据文史学家郑逸梅的《人物品藻录》中记载，“吕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中史湘云者。且染西习，常御晚礼服，袒其背部，留影以贻朋友。擅舞蹈，翩翩作交际之舞，开上海摩登风气之先。”
随着吕碧城年岁渐长，她的婚恋归宿成为朋友间的重要议题。据郑逸梅在《艺林散叶续篇》中介绍，有一次，叶恭绰请吕碧城、杨千里（著名书法家、篆刻家）等人在他家中喝茶聊天。谈到吕碧城的婚姻问题，吕碧城表白说，值得她称许的男子不多，其中梁启超已有妻室，汪精卫年纪太轻，汪荣宝（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有了佳偶。张謇老先生曾经为她与著名诗画家诸宗元充当媒人，可惜诸宗元已经40多岁，且须发全白。“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此时的吕碧城，被上流社会的名人雅士架得太高，她自己更是表现得目空一切，从而注定了她再也不能放下名女人的架子，去像正常人那样心平气和地立身处世和谈婚论嫁。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她将看到的种种新事物，例如香烟、冰淇淋等写进游记里，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4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
骨肉绝情与皈依佛教
与吕碧城在政、商、文三界一路高歌相对应的，是她与家人的渐行渐远。
吕家姐妹4人，吕碧城和她的两个姐姐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当吕碧城还在积极兴办女学时，二姐贤鈖和已经出嫁的大姐贤钟曾先后到天津，协助吕碧城从事女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并且寄住在以报馆为家的英敛之家中。1907年，小妹贤满也一度随母亲从安徽到天津任教。遗憾的是，骨肉团聚的姐妹4人，相处得并不融洽。
不得不提的是，英敛之在吕家姐妹中扮演了一个暧昧的角色。据《吕碧城年谱》一文中介绍，“英敛之对碧城极为倾倒，爱慕之心油然而生，因而引起英夫人不快”，后来“碧城与英敛之往来多显龌龊冷淡情状，虽经二姐从中劝解，未能和好如初”。与此同时，二姐吕贤鈖也和英敛之关系暧昧。1908年10月，吕碧城与对自己恩重如山的英敛之绝情断交，同时也与二姐恩断义绝。
1913年，母亲严士瑜在上海病逝。次年12月13日，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小妹吕贤满因病去世，年仅27岁。
1925年7月，45岁的大姐吕贤钟病逝于南京，部分遗稿与遗产有可能是被二姐吕贤鈖拿去。当吕碧城从美国匆匆赶回奔丧时，众亲友劝她念及骨肉亲情与二姐和好，吕碧城却当众发下毒誓：“不到黄泉，毋相见也。”
到了1929年前后，既失去骨肉亲情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嫁出去的吕碧城，干脆选择了皈依佛教。1943年1月24日，她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临死前在遗嘱中要求将自己在美国纽约、旧金山以及上海的存款共20余万港元悉数提取，用于弘扬佛法；同时要求“遗体火化，把骨灰和面粉制成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