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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陈独秀。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汉奸，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很多人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似乎寂寞地死在了异乡。
“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忘不了父亲陈松年对她说的话，“爷爷的事情不能碰。”陈长璞在安徽省安庆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工作，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小女儿。已近花甲之年的她快人快语，为人直率，颇有祖风。谈起家族往事，陈长璞极为谨慎，因为陈家吃的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在她看来，“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悲壮史”。
靠 “狗屁不通”的文章成才
早在1926 年，陈独秀的湖南好友章士钊就曾送他几句话：“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音同“聂”），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音同“薄”，跌倒之意）。”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陈长璞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从得知他的名字起，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深入地了解祖父。在她看来，祖父性格的形成及日后的作为，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1879年10月9日，大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庆城北。说起祖父陈独秀的出生地，陈长璞十分感慨，当年陈家老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洋房，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就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如今，陈家老屋早被拆毁，老屋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有提到陈独秀。
当然，陈独秀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户人家的子弟来看。在自传第一章他便自嘲说，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其实，陈家乃书香门第，12代鸿儒，却没出过一个大官，没出过一个举人，到他父亲这一代仍是屡试不中。后来，父亲只好到苏州一个幕府将军家当了家庭教师，在陈独秀3 岁时，父亲就病逝了。
19世纪末的中国，科举仍是寻常人家为孩子设计的最好出路。到了陈独秀这一代，陈家人丁并不兴旺。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庆元作为家里下一代仅有的两个男丁，被过继给了四叔陈昔凡，陈家上下对陈独秀寄予的希望可想而知。陈独秀的祖父十分严厉，人称“白胡子爷爷”，他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孙子身上，恨不得他几日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可陈独秀从小性格叛逆，不喜读书，更不喜作八股文。因此，他总是挨打，背不出书就挨板子。不过，不论怎么被狠打，陈独秀就是不哭，气得“白胡子爷爷”连板子都扔飞了。
在陈独秀的回忆里，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为了能让陈独秀光耀门楣，母亲安排哥哥督促他读书学习。哥哥特意选来行文活泼的《昭明文选》等给他看，陈独秀越看越起劲，后来还称“自己成了显学妖孽了”。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它来自《孟子》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出题的人把前后两句各截取了一半连在一起，陈独秀一看这乱七八糟的题目，狗屁不通，也索性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关于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怪字和荒谬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句不接下句、牛头不对马嘴，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考官。考官一看就蒙了，上下打量陈独秀，问他的年龄，嘱咐他好好上学。陈独秀以为考砸了，回来便向哥哥和母亲认错。谁知，结果竟然得了第一名，中了秀才，村里一下子轰动了。
一个备受打击的文人
成名之后，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包办婚姻。当时他十七八岁，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由叔叔和母亲做主，稀里糊涂地跟一位叫高晓岚的女人结了婚。遗憾的是，就像鲁迅、孙中山的原配一样，她是个旧式女子，文盲，希望自己的丈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本本分分过日子，特别是不要去造反，不要参加“乱党”。陈独秀恰恰相反，后来一辈子造反、冒险，所以两人在一起时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吵架。婚后一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出生，那时，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新学盛行，他看《时务报》，宣传新学，后来干脆在安庆搞了个代销处，卖起了进步刊物。不久，他做出留学东京的重大决定。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习日语。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如苏曼殊、章士钊、章太炎等。1908年，自小教他习字的哥哥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去世，陈独秀悲痛至极，亲自到东北将兄长的灵柩接回安庆。就在这时，家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这位女客叫高君曼，名如其人，委婉动人。高君曼和陈独秀的原配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她活泼开朗，思想开放，是个新式学生，很欣赏姐夫的造反精神。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见如故，他和胡适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不是旧道德中的楷模，他是要造反的，不管周围人怎么看，他领着高君曼私奔了。
1909年私奔后，高君曼随陈独秀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以及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但最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告终。后来，如陈独秀所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孩子，再度前往日本，帮助章士钊操办《甲寅》杂志。1914年11月10日，他在杂志上发表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第一次采用了“独秀”的笔名，那一时期，他以独秀为名，在《甲寅》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个名字也在国人中日益叫响。不久，高君曼得了肺结核经常咯血，陈独秀不得不回国照料，也就是在回国的船上，他开始酝酿自己创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 《青年》 杂志 （后更名《新青年》）第一期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名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并且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手笔，以至于今天，那篇字数不多的发刊词仍然占据了独秀园最显眼的位置。文中，陈独秀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第一条就是自主而非奴隶，要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价值观也没过时。
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当晚，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让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那时的陈独秀虽然40岁，人到中年，但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陈长璞后来感慨，祖父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也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五四”的那次入狱，让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很大，据胡适回忆：“动荡的时局牵扯着陈独秀日益增长的政治神经，曾经踌躇满志、打算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现实中备受打击。”
最后的日子
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一大”结束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工作之余，他仍在秘密主持《新青年》的编撰工作。由于缺乏政治敏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两次被抓进上海巡捕房，后被共产国际营救出来。
1927年，蒋介石连续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浸泡在一片血色之中。此前曾和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的陈独秀自然遭到了义无反顾的“清算”，来自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攻击如暴风雨般将他包围。最终，陈独秀的种种错误被归结在“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下，他一直戴着这顶帽子走进了坟墓。
陈独秀晚年的落寞境遇，很少有人知晓。从1927年到1928年，他度过了人生中最悲苦的日子。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通缉他，让他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开除他党籍，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原因是“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那一段，他心中的悲怆和煎熬可想而知。
1930年冬，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在安庆去世，一年后，高君曼病逝。陈独秀晚年一直由最后一位妻子潘兰珍陪伴。潘兰珍和陈独秀相识于上海，他们是邻居，潘兰珍小陈独秀30岁，是个临时工，常照顾陈独秀。1932 年陈独秀再次被捕，巨幅照片贴得满街都是，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家旁边住着位名人。她义无反顾地一路追到南京，以女儿的身份要求探监。后来，陈独秀入狱5年，潘兰珍一直在南京租房照顾他，监狱长得知实情，都对陈独秀羡慕不已。一些朋友更戏称陈独秀猎艳水平很高。
陈独秀后来孤苦伶仃，一直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去过武汉，到过重庆，又到江津，这个过程中，潘兰珍都陪在他身旁。台湾传记文学家郑学稼笔下的晚年陈独秀，几乎是个清贫寒苦的清教徒：“他( 陈独秀)阅薛农山信后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看方桌上盛好两碗饭，一碗青菜，一碗菜汤。那饭是我从未吃过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样饭菜，实无法下咽，因此撒谎说：‘已吃过了。’”晚年的陈独秀并未放弃著述，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这个绝对不迁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傲然宣称：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江津日趋平静的日子里，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陈独秀却一人在偏僻的重庆小山村里，用通信的方式，提出要重新评估列宁以来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但回应他的，只有清苦的现实生活。
陈独秀那时已完全无依无靠，尽管很多人想通过各种方式资助他，但他对不明来历的钱财绝对不碰。据说，陈立夫拿小学读本让他改个字，稿费5000块，他不改。张国焘也带来国民党给他的钱，他不要。戴笠、胡宗南也曾先后去看他，算是代表蒋介石，一来看看他的动静，二来也是想听听他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同时也想寻机利用，但都无果而终。
在这段年月中，潘兰珍给了陈独秀意想不到的平静。1942年，几次昏倒的陈独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嘱咐潘兰珍趁着年轻找个工作，遇到合适的人再嫁一次，“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潘兰珍哭着在一旁点头。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当时的《时事新报》、《新民报》发布这一消息后，评论他的晚年说：“他究竟是一个较有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他‘身后萧条’的消息。”
历经风雨的陈家后代
说起陈家后代的命运，陈长璞唏嘘不已。陈独秀共有7个子女，高晓岚生了4个：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玉莹；高君曼生下了3个：陈光美、陈子美、陈哲民（又名陈鹤年）。
大革命失败后，陈家3名子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相继去世。1924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先后担任两广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协助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工作。陈延年一生未婚，总是说忙。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夜以继日地处理大量工作。他还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六不”原则。1927年6 月，陈延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抓捕，敌人喝令他跪下，他毫不理会。最终，刽子手残忍地一拥而上，乱刀将他杀害分尸，投入黄浦江中。陈延年死后一年，陈乔年也被捕，后来和哥哥在同一地点被杀害。两位儿子相继去世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晓。她派长女陈玉莹去沪打听。得知哥哥和弟弟都已牺牲，陈玉莹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同一年病死于上海。3位子女相继离开，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不言而喻。陈乔年本育有一子，可惜幼年夭折。陈长璞的父亲是陈松年，据她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居住在安庆，处境很艰难，几乎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1953年，上级领导得知陈松年的境况，把他安排在一家工厂当统计员，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松年成为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后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上世纪90年代初病逝于合肥。
高君曼所生子女中，陈光美后隐居四川，由于历史原因，直到去世也未承认自己是陈独秀之子。陈子美“文革”时与两个儿子偷渡香港，后又转往加拿大，最终落脚美国。1997年，泰国中文《世界日报》刊登一则来自美国的报道，标题为：中共创党人陈独秀之女在美遭儿子弃养。报道称：陈独秀87岁的小女儿陈子美，孤身一人，住在市内一家老年公寓。从1993年至今累计欠款约1.4万美元。因无法交付管理费，她面临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万般无奈下，才被迫透露了自己的身世。经媒体披露后，在纽约热心人士和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她才摆脱了困境。2004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看望，她心境非常凄凉。4月14日，94岁的陈子美终于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旅途，客死于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陈鹤年青年时期曾被誉为“北平三大学生领袖之一”，据资料介绍，他后去了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不与外界打交道。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去世，家人一贯低调，隐姓埋名。
让陈长璞欣慰的是，尽管陈独秀一生淡泊，贫病交加客死异乡，但终究算是魂归故里了。1947年6月，在陈独秀逝世5年之后，陈松年遵其遗嘱，将他的灵柩几经周折运回安庆。陈长璞告诉记者，当年，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顺江而下运到安庆江边码头，陈松年将棺木抬到安庆西门外古刹太平寺存放，还雇了朱雅盛等4 名当地村民将其棺木抬到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于一处。后来，因为陈家人多年没去扫墓，陈独秀的墓埋没在一片树林和荒草中，土坟因多年没人添土，历经风雨冲刷，只剩下一个小土包。1980年冬，当陈松年去山上寻找陈独秀墓时，怎么也找不到。最终，还是靠着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老农，寻着当年的路，才找到了祖坟。此后，已年近七旬的陈松年，几乎每年都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直到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陈长璞现在过上了一种平静的生活。沐浴着新时代春风，她常怀念起自己的祖辈。她说：“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经常鼓舞着我，鼓舞着我们陈家的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