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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日前，受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失踪遭调查”影响，同属大连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也遭传“被调查”、“被限制出境”，谣言为何会找到万达头上？王健林又是如何看待和应付这场传言风波的？4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演讲后，王健林解答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心中的这些疑问。
“被调查”之后的30天
今年3月中旬，几则有关万达集团及王健林“出事”的消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先是有人在微博上称万达集团因销售放缓导致资金紧张，一些项目后续拿地以及相应的开发费用无法支付，已暂停获取新的商业综合体项目，并打算进行一些“短平快”的住宅项目开发，以弥补资金缺口。消息同时称，万达将裁员35%，降薪20%以应对危机。紧接着，又有“知情人士”对某媒体表示，不久前，万达集团数位中高层一起吃了顿“散伙饭”，原因是对集团前景担忧。
尽管多位高管均表示万达经营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听说过“散伙饭”一事，但这些传言出现在大连实德老总徐明因经济问题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之后，还是让不少人心生疑窦，也让万达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时，一颗来自香港的“重磅炸弹”更是让舆论一片哗然。香港地区一家杂志称，王健林因受某人牵连，已被“限制出境”，“正在接受调查”。人们希望了解真相，而王健林在第一时间却选择了默不作声，让事情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其实，王健林3月21日还曾出席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并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接见，还作为少数几位嘉宾之一受邀进中组部座谈党建工作经验，当天的《新闻联播》上曾给出了王健林参会的镜头。不过，这一画面并没有平息人们的猜测。
4月8日，万达集团发表郑重声明，称“最近，网络上出现一些关于万达的谣言，传言万达受某人牵连，董事长王健林被限制出境等。这些谣言已经给万达和王健林先生造成伤害”。
至于王健林在一段时间内没有露面的原因，声明这样说：“3月29日，王健林赴境外参加商务活动，才刚刚返回。”声明还说，万达集团20多年来始终坚持严格守法，在发展过程中，万达常打交道的各级官员数以千计，其中也有少数官员因腐败被查处，但从未有一人牵扯到万达。
声明最后说：“对于今后别有用心、继续造谣的媒体和个人，万达集团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声誉。”
4月10日，王健林前往中南海，以中华慈善奖获奖代表身份，再次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4月21日，他又专程赴武汉参加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2中国绿公司年会”；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更是频频与记者沟通。公开露面、接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接受采访，这些或许是最好的危机公关办法。王健林希望用一系列“组合拳”，让谣言不攻自破。
不能承受非议，就不能成功
阳春三月渐行远，最是人间四月天。4月的清华校园草绿花红，在夕阳映照下格外宁静淡雅。4月25日晚6时多，王健林乘坐一辆黑色的京牌奥迪车从清华东门驶入，前往经管学院伟伦楼做演讲。“就是前面那栋楼。”下车后，他告诉随行的两位万达高管。3人沿着林荫道径直走向那里，王健林地位虽最高，身材却最小。
晚7时，伟伦楼报告厅，王健林做了题为“创新与竞争优势”的演讲。两个小时里，王健林阐释了万达集团创新与发展模式。他说，在企业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万达都会紧紧抓住国家战略发展方向。除此，“依靠勤奋，创新发展，敢闯敢干，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成功”。
演讲结束，王健林回答记者提问，“什么都可以问。”他说。
环球人物杂志：前一阵有一些关于你“被调查”、“被限制出境”的传言，是否想过，传言为什么会找上你？
王健林：有传言很正常，特别是对一个知名企业或者企业家来说更是如此。万达是从大连走出来的，又发展这么快，很多人就会想万达是不是跟谁有牵连，是不是有关系啊？
环球人物杂志：在传言初起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应对？有什么顾虑吗？
王健林：一开始我是想，传言一会儿就过去了，不用管它。没想到“一会儿”没过去。后来我们就决定发一个严正声明，进行公开辟谣。
其实早在15年前，万达就做了一个决定，公司取消现金支付客户，从制度上杜绝行贿。万达是中国民营企业中少有的敢公开说自己不行贿的企业，一般企业是没有这个勇气的。后来我看这些传言在逐渐地消失，如果明年的今天我还能站在这里，那说明我是真的没事。
我经常给员工讲我们要做国际万达、百年企业，我们才过了24年，这24年里，经过6次调控，前3次叫治理整顿，后3次叫宏观调控，提法换了但实质是一回事。就算只活100年，还有76年。在这76年中，我们的经济或者说生活，怎么会一帆风顺呢？一定会有沟沟坎坎。今后76年，少说还能再经历10次宏观调控或治理整顿。
今后经济的发展肯定还会有起有落，一定要有能力承受落差，才有可能成为百年企业。作为个人也是如此，你如果不能承受非议，不能承受别人批评，怎么能成功呢？
环球人物杂志：万达是地方政府的座上宾，请问，万达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你如何维系这种关系？
王健林：首先我强调，万达24年来的快速发展不靠人脉、不靠关系，靠的是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要靠产品来打动人。说实在的，纯做住宅地产，想不行贿政府官员就发展好真是非常难。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出一个东西，只有我们会做，或者别人即使能做，也没有我们做得好。那么，别人就会来找我们，包括政府。我们研究出了商业地产模式，2005年我们进入文化产业，2009年进入度假区建设。
我每年做二三十个项目，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地方政府邀请我去做的，我已经掌握了对地方城市的议价权。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产品。像万达这样，挑挑拣拣做生意的，还是很少的。这就是竞争优势，我靠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的主导权。
环球人物杂志：你心目中理想的政商关系是什么样的？
王健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政商关系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关系，在商言商，在政言政，最好两不掺和。欧洲、美国的那种政商关系，也许是最好的，但是在中国目前阶段可能有一定困难。因为中国的经济是需要政府指导的，所有的主导权、生杀大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企业不跟政府打交道也生存不下去。有一句话比较好：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要主动打交道，但是不要靠权钱交易。
环球人物杂志：你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王健林：我跟你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房地产至少还有15年到20年比较好的发展前景。为什么这么说？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只有51%，中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是在75%—80%，中国城市化率至少应该在70%左右。按这个比例，至少还要有3亿多人进城，这个就是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最大动力。所以，中国未来还要盖很多房子。只不过这两年，受到宏观调控影响，再加上前几年快速发展，出现了泡沫。但长远看，还会有一个平稳发展上升的过程。
环球人物杂志：你在今年两会上就说，“房价下降50%才算价格合理回归”的说法完全是哗众取宠。有人说今年房价还会有20%的下行空间，你怎么看？
王健林：我要说没有，这是地产商为自己说话；我要说有，那是在忽悠你们。我给你一句话吧，中国的房价是在下行。但是你发现没有，下行比较缓慢。因为价格构成中很多成分是刚性的，土地、建材、人工、税收成本都在上涨。房价是会跌的，把房地产的毛利率压缩到40%，甚至30%，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压缩到10%以下，再往下跌更多，我觉得不太可能。易宪容老师几年前就说，全国要跌30%，上海北京跌50%，听他话的人现在全吃亏了。
环球人物杂志：将来你会把万达这个“百年企业”交给自己的儿子吗？
王健林：我孩子今年24岁，他也在做自己的事情。从内心来讲，我是希望他勤奋、敬业、有能力、有善心，这个“帝国”能交给他。不过，我也很现代，不像一般的家族企业。到现在，我的企业里没有一个亲属。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是2020年，等我退下来的时候，企业可能有几十万员工。他有这个能力我就交给他，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我硬交给他，不是害他的问题，而是害了这几十万员工。他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请职业经理人。
第一桶金曾遭纪委审查
王健林曾说，要研究国家发展大势，顺势而为，就一定会成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王健林的人生以及万达的发展就顺应了“大势”，同时也紧紧把握住了“大势”。
从公开报道看，王健林大致有着这样的履历：1954年10月24日，他出生于四川省都江堰一个红色家庭，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14岁初中毕业，王健林应征入伍，成为沈阳军区某部战士。1978年，王健林被推荐到大连陆军学院读书，后留校工作。18年的军旅生活，造就了王健林果断的工作作风。据说，他每天早上7点必准时到公司，参加任何活动从不迟到一分钟。
1986年，恰逢国家百万大裁军，王健林以正团级军官身份转业到大连市，成为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继续深化和加快改革成为全民共识，全社会掀起了下海经商热潮，王健林也开始寻找机会。1988年，西岗区房管处下属一家房地产公司因总经理出了经济问题，负债几百万，经营不下去了。区政府提出，谁有本事把公司救活，把欠款还上，这个公司就给谁。王健林接手了这个并不被外人看好的烂摊子，当年7、8月份，在这家公司基础上，他以区财政局为担保，并向一家国有企业借款，注册资本100万元成立了大连市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也就是万达集团的前身。
当时，干什么都得有政府计划指标，房地产开发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更是如此。没有指标，根本拿不到地，就搞不了开发。当时的大连市只有三家国有企业享有政府分配指标，而王健林的一位朋友恰好就是其中一家公司的老总，于是，他向朋友借了一个指标。
带着这个指标，王健林得到了大连市政府北门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当时，一些国有企业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个棚户大院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公共卫生间，没有煤气也没有暖气。三家国有企业进去测算了两个多月，算出来的结果是，要想赚钱，必须要卖到每平方米1200元。显然，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事，因为当时大连市最好地段的房价不过每平方米1100元。
王健林琢磨着，为什么不能卖到1500元每平方米呢？而要想卖到这个价钱，他认准的路子就是创新，这帮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给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师生演讲中，王健林这样回忆：当时的创新，现在看来真是“小儿科”。比如，改木头窗为铝合金窗，安装防盗门，把没窗户的暗厅改为有窗户的明厅，给每个房子设洗手间。“洗手间进屋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政府规定，只有局级以上干部住房才配有洗手间。为此，我还遭到了大连市纪委的审查，要我提供购房者名单。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思潮大势所趋，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王健林称，自己在销售上“也尝试创新”。他花了8万元赞助了一个40集的港台电视剧，用一种当时还很新鲜的形式为自己的项目做了广告。通过这些努力，这片新开发的房子卖到了1580元每平方米。除带来了近千万元的利润外，更重要的是，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成为全国首家进行旧城改造的企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关键时刻帮政府做了一桩民心工程，政府也给了王健林一个好处——1991年，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成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不出两年，国有股份彻底退出，公司改制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健林任集团董事长、总裁。到1992年，万达公司销售收入超过了20亿元。
慢不下来的万达速度
万达真正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应该是在1992年南下广东淘金以后。
王健林愿意琢磨中央政策，关注高层一举一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鼓励全社会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王健林就想，如何能胆子再大些？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于是，万达走出辽宁，南下广州。王健林通过广东华侨房地产公司，开辟了一片40万平方米的小区。这个项目虽然没有挣到太多的钱，但让王健林获得了信心，锻炼了胆量，万达也成为第一家跨区域发展的房地产企业。
2000 年，万达从住宅开发到商业地产的转型是一次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当年年初，王健林意识到，只搞住宅产业是危险的，从全世界来看，城市化进程是有限度的，住宅产业都不是百年企业。万达于是决定转向商业地产，兴建大型商场、影院，然后收取租金。至今，万达已经拥有了5000多个商业地产项目，大都以连锁模式通过快速复制建成。
2005年，万达涉足文化产业，至今已成为中国所有企业中文化产业投资最大的一家，2007年又涉足旅游度假区开发。下一步，万达将加大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投资，实现再次转型。在给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演讲中，王健林坦承，自己好像乘上了一驾高速奔跑的马车，停不下来了。
“18个月一座城，3到5天上一层”，这是公认的万达速度。然而，这慢不下来的万达速度，背后也有社会对万达产品质量和资金链条的质疑。近几年，随着万达启动扩张计划，媒体报道的相关工程事故时有发生。仅在2011年，郑州中原万达广场、上海宝山万达广场等就相继爆出质量问题。当年，全国工商联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确实是由于扩张速度过快，导致万达出现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
除了工程质量，人们还对支撑万达激进扩张的资金链提出质疑。中国房产信息集团分析师薛建雄曾对一份万达内部资料分析称，万达收入的大头来自住宅和商业销售，租金收入不到10%，这种收入结构对商业地产来看显然是不够稳定的。所以，万达唯有不断开发新项目，快速扩张，吸引各方资金才能维持庞大的资金需求，想慢也慢不下来。
这些问题，都是王健林无法回避的。
中国足球“很难整好”
对于公众来说，跟万达广场齐名的还有万达足球这个品牌。上世纪90年代，万达足球曾创下联赛55场不败的纪录，成为大连市的一张名片。有媒体报道，王健林夫人林宁曾是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阎世铎的学生。
然而，就在万达足球成绩如日中天的1998年，王健林宣布退出中国足坛。经过了一年多的过渡期，2000年，大连实德集团正式接手大连足球。
退出之初，舆论普遍认为，王健林的离开是对足坛假球黑哨现象的抗议。不久后，他面对央视这样解释：“现在有些俱乐部在拿国家的钱搞足球，而我用的是自己的钱，当然拼不过他们，这是我退出的主要原因。”
10年来，中国足球假球黑哨天天有，但是国家也没有停止和足球腐败的斗争。2010年3月，足协掌门人南勇被捕，掀开了国家大规模治理足球腐败的帷幕。这一年10月份的广州亚运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了著名足球运动员容志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表示一定要把足球搞上来，一位中央领导亲自找王健林谈话，希望他能重新支持足球的发展。王健林看到了高层对足球的重视，2011年7月，离开足坛十一载的万达集团宣布3年投入5亿元，全面支持中国足球振兴，标志着万达重返中国足坛。
足球兴起之时退出，足球低潮之时回归。一退一回中，11年过去了。这期间，万达的商业地产收益滚滚而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实力的剧增。11年前的万达实力还比较小，现在的万达收入过千亿元，更有能力支持足球事业。”
回归足坛的王健林并不愿意公开评价中国足协，他说：“足球怎么搞好，这个问题在中国，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言语间，颇多无奈和失望。
面对记者“能不能绕开足协搞联赛”的提问，王健林这样回答：“当年我们退出了，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是很不巧，去年我们又进来了，我支持足协，支持联赛，再批评也不合适。所以很遗憾，这个问题我就不能跟你说实话。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钱积累这么多，什么都能整好，怎么就足球不行？中国有两件事，一是足球二是股市，很难整好。所以你就别再问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