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家是一种严峻的人生选择”

    沿着北京后海南沿寻找杨尚昆的旧宅，转了几圈，才发现身边巍然伫立的大院，就是目的地。高高的院墙里，前后有两进院落。院子里一片静谧，杨尚昆当年的起居室、书房和会客厅，几乎都保持着原貌。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将要拜访的主人公是杨尚昆次子杨绍明。见面后，他热情地同记者打招呼，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首先进入了一个小纪念堂，万花丛中，杨尚昆和夫人的塑像被摆放在正中央，两旁则挂着杨尚昆的油画像和名人书法作品，整个环境肃穆典雅。

    杨绍明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是中国当代知名的摄影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家中排行老二，从青年起就常常为领袖人物拍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亲切地称他“小二”。

    和杨绍明对话，你一定会被点燃。他声音洪亮，极富激情和感染力。为了欢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到来，杨绍明特意刻了一张碟，里面有十张非常珍贵的历史照片，都是他的摄影作品。我们的谈话，自然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南海里的小摄影师

    杨绍明至今还保存着1959年他17岁时拍摄的一张照片。那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准备接见先进人物代表，他们刚在前排就座，说说笑笑间，杨绍明已经按下了快门。照片中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生动，神采飞扬，照片题为《领袖们》。

    杨绍明的摄影素材以及创作意识，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杨绍明的人生起点，始于延安宝塔山下。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他在延安出生了。出生后不久，杨尚昆夫妇就赶往抗日前线，邓颖超怀抱着尚在襁褓中的他感叹：“伯钊（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三过草地，走到延安，生下这个娃娃不容易啊！”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杨绍明本可以选择更优越的发展方向，但他不从政、不经商，自打12岁那年父亲送给他第一台莱卡M2相机开始，就迷上了摄影。把摄影当作毕生追求的梦想，这让杨绍明在“红二代”的圈子里显得很特别。

    学照相伊始，杨绍明就是拍人物，先拍父母，然后拍中南海里的其他领导人。“当时，父亲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我几乎成了中南海里的一个摄影小帮手。谁家要团聚，就会叫：‘小二，给我们来张合影。’我也很用心，照完以后自己冲胶卷，自己放大。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记者，像侯波、杜修贤、孟庆彪等等，我得空就向他们请教。”

    1961年，杨绍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说虽然自己当时是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的专业，但之前的求学经历却让他刻骨铭心。当年，他被邻居公认为神童，一直是中南海的孩子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因为偏科，数学成绩不好，杨绍明中考没有考上。“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当年，毛主席在所有孩子里一直非常器重我，他还曾开玩笑说‘这个杨小二将来可以当中央委员，候补期18年’，因为他觉得我机灵，聪慧。但中考以后，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每天耷拉着脑袋不敢看人。记得那是1958年5月25日，我跟随毛主席等去十三陵水库，毛主席问‘小二你没有考上高中？’我说是。他问什么原因？我说数学不好。毛主席说，没有关系嘛，你不要老是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没考上去接触工农群众也很好，干部子弟要和群众交朋友。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在毛主席的激励下，我狠下功夫，最终以平均分85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 

    杨绍明在高中时，就用相机留下了中央领导人的很多生动瞬间，读大学时，可以算得上“准新华社摄影记者”。毛主席访苏，杨绍明拍下毛主席站在舷梯上挥帽告别的照片；1961年，毛主席在首都机场和章士钊聊天，这张照片入选全国影展；他还拍了贺龙读毛选、陈毅打乒乓球、李宗仁回国等。到1966年“文革”开始，杨绍明已经在中南海拍了12年。

    内乱中的磨炼

    杨绍明说，他先后经历了战争年代、和平年代、十年动乱以及改革开放。在成长道路上，对他影响至深的只有“革命”二字。“如果我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摄影家，是因为我首先是一个比较坚定的革命者。”解放战争时期，杨绍明和家人经历了高山车祸、深夜抢过敌人封锁线等艰险。在延安时期，他见过采访毛主席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见过给朱德写传记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他说：“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我从小就属于革命、热爱革命。”

    十年动乱中，杨绍明因为家庭原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6年5月23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撤职受批判。“父亲那时一落千丈，而我大学马上要毕业，江青、康生来到北大煽动学生造反，康生说党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杨尚昆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当时我就在台下，话音刚落，我顿时就被同学围起来成了‘革命’的对象。”此后，杨绍明常常被拉出来批斗，“我记得斗我的时候，陆平和彭珮云是陪斗，陆平当时是北大校长，彭珮云当时是北大党委书记。红卫兵拿着长枪把我的脑袋扎破了，我昏了过去，被扔在地下室里，幸亏同学晚上偷偷帮我把头皮缝起来，我才活了下来，如今我头上还有被红缨枪扎的伤疤。”

    1968年，杨绍明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张家口一个部队农场种水稻，之后又被派到河北隆化中学教书。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外界传言，杨尚昆曾参与了当时抓捕“四人帮”的秘密行动，谈到此事，杨绍明坦言，他和父亲完全不知情。“但我跟父亲是有联系暗号的。我当时正好去北京出差，外交部一些干部子弟对我说‘小二（有）好事，江青被抓了’。我想怎么让爸爸知道呢？晚上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辗转找到在临汾的父母。我告诉爸爸周信芳死了，周信芳是著名的京剧演员，海派，‘四人帮’也是海派。父亲说知道了。这是一种默契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杨绍明才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宣布平反，被分配到新华社担任摄影记者和编辑，工作8年，后来被评为高级记者。

    镜头中的慈父

    2007年，杨绍明历时3年，赶在中央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之际，为父亲精心制作了一本画册《风云画典——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书中收集了500多页近千幅杨尚昆同志的历史照片。谈起父亲留下的最宝贵精神财富，杨绍明说就3个字——为人民。“别看字少，做到是很难的！我父亲做到了!”杨绍明动情地说。

    1907年8月3日，杨尚昆出生在四川省（现属重庆市）潼南县双江镇长滩子四知堂。杨绍明告诉记者，四知堂有一个反腐倡廉的典故。“以前，当地有个叫杨震的官员，有人晚上送来银子贿赂他，并小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其他人知道，这点意思你就收下吧。杨震响亮地回答‘你知，我知，没关系，天知就是神知，神都知道了，不行！你拿回去吧！’这个典故一直被父亲拿来教育和警示我们，要行得端、做得正，不能自欺欺人。”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通过镜头表现父亲的？

    杨绍明：我最喜欢的照片是父亲在86岁登黄山时拍的。当时父亲戴着墨镜，遥望黄山内外，心情好像豁然开朗。父亲是个很达观的人，那样曲折复杂的历史，他都挺过去了，很淡定。看着这张照片，我常常反思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些？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佩服父亲哪些方面？

    杨绍明：父亲最让我自豪的，是他从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政治斗争错综复杂，他却能让干部和老百姓觉得信服、公正。父亲也讲过自己常当“不管部部长”，意思是别人都不愿意管的事情，他来管。最重要的一次是全国人口普查，不是他分管，但他主动担当，受到好评。父亲言谈举止有时很幽默，到广东工作期间，一次在广州市委的大会上，他鼓励干部爬山游泳，并风趣地说打打麻将也可以，因为广东人爱打麻将，父亲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在家里，父亲常教育我们要孝敬母亲，十年动乱，不管是在广州还是回到北京，父亲都将大房间让给母亲住，自己睡小的。母亲病逝时，医生急于将母亲送进太平间，父亲发火说：“尸骨未寒，让我们再多坐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当众发火。后来，父亲在母亲的墓碑上刻下“终生伴侣，永恒怀念”。

    环球人物杂志：你们父子之间有过分歧和争执吗？

    杨绍明：没有过误会，也没有过争论。父亲作为政治家，对党的忠诚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1966年在日记中记载，他被撤销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时，毛主席跟他谈话，让他到基层去锻炼。他在日记中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二，小二非常高兴，说到地方可以学很多东西，他真是我的好儿子”。我反正不能给父亲丢脸，所以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坚决维护父亲，针对那些诬蔑和不实之辞，我非常激烈地为他辩护。因为他的确不怕被江青扣上“老保翻天”的帽子。

    环球人物杂志：杨尚昆同志平日在家中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杨绍明：父亲一生钟爱读书，他的藏书粗略统计不下5万册，其中不少是绝版。2007年，重庆图书馆还专门辟出一个400多平方米的“杨尚昆赠书阅览室”，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父亲因为喜欢历史，有一次托毛主席的大秘书田家英，看能否买到《二十四史》，要最老的，本子最大的。后来田家英找了两个月，真的找到了，父亲如获至宝，用卡车把一个大书柜装着的《二十四史》一起运回了家。爱读书的毛主席看后，爱不释手，因为他也有一个书柜，也装着《二十四史》。有一天，毛主席和父亲说：“你的书柜比我的好，我们交换吧。”父亲一口答应了。后来，我们把毛主席的《二十四史》连同书柜都捐给了重庆图书馆。

    环球人物杂志：您父亲最喜欢您的什么作品？

    杨绍明：父亲最喜欢我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和彩虹。那是1963年，北戴河大雨过后，天边出现一道长长的彩虹。当时毛主席正在沙滩上休息。多好的拍摄时机啊！我请毛主席站在台阶上看彩虹，但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在捣鼓什么，老看着我。我灵机一动说：“毛伯伯，请您轻松一点。”毛主席说：“我很轻松啊！”此时，我按下快门，将毛主席与彩虹、大海连接在一起的画面定格。父亲对我这次“单独出击”颇为赞赏，在他看来，有内涵的照片才是真正的好照片。还有一张是82岁的邓小平抱着孙子“小弟”和全家老小一起在海边，“小弟”转过脸来正要亲爷爷。见此情景，我赶快对焦按快门。照片洗出来给小平同志看后，他哈哈大笑说：“真是两个丑八怪。”一旁的家人提醒他，他忙改口说是“两个撅嘴巴”。

    “我的照片都是热的”

    从1980年到1992年，杨绍明拍摄了大量邓小平工作和生活的照片，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他是主要拍摄者。在此之前，1987年，杨绍明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获得第三十一届“荷赛奖”新闻人物类铜奖，这是中国内地摄影家第一次在该项世界大赛中获奖。

    中国理论家柯灵对杨绍明从事摄影事业这样评价：“在每个年轻人似乎都能拨弄几下相机的今天，将摄影作为终身事业来追求，是异常艰难的。按照杨绍明的家庭背景，如果在古代，那就是肥马轻裘、意气凌云的五陵少年。但他一直追求的，却是与显富尊荣有别的摄影艺术。”对此杨绍明向记者感叹，“从现实意义看，摄影家是一种‘严峻’的人生选择。”

    已过花甲之年的杨绍明，工作节奏仍然很快。除了拍摄领导人，他还为很多城市拍摄了“性格名片”。比如拍上海，他选择了汇丰银行的旧址，通过30年代外国银行的一扇铜门，可以看见对岸的东方明珠。一个画面展现了两个时代，构思巧妙，内涵丰富。杨绍明认为“专业摄影在中国得不到重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摄影走向世界。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杨绍明：我现在还继续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从去年9月起，我们开始做一个慈善项目“大地情——首届中国摄影爱心捐助行动”。我是想编选出老中青摄影家的代表作品，让世界看到中国摄影从传统到创新的发展趋势，看到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专业摄影。

    环球人物杂志：您从事摄影有没有遭到质疑？

    杨绍明：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虽然在某些人看来，我和喜欢从政、从商的人有些不协调。比如有一次，我去汕头大学参加活动。李铁映代表中央去了，李嘉诚先生也在场，仪式开始时，我就拿出相机抢镜头，却被保安一把拉到旁边。会后李嘉诚感慨地说，这场面我从来没看到过，杨先生怎么说也是名门后代，怎么随便就被挡到一边去了。可是我不在乎。“只有在那崎岖的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我的心是热的，我的照片也是热的。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