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在人民微博争鸣版上传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一声断喝:“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将公款吃喝上升到“治国败笔”的高度,让人触目惊心,何况这并非庶民之议,而是出自高官之口。
“治国败笔”这四字断语下得精当。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这“三公”消费,多年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却仍旧大摇大摆,遍地游走,鲸吞着大量国家财政支出,更蚕食着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些天,就不断有网友以钦羡的口气,“传诵”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最新一场“廉政秀”——出席博鳌论坛“住不起”五星级套房,一张“美国外交官差旅费报销限额表”也不胫而走。
与此相比,民间称压在中国百姓身上有“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成了民生不可承受之痛。“政府在教育上的财政支出要占到GDP的4%”,这句话承诺了近20年,如今才有了实现的希望;而在医疗上的财政支出占GDP之比又冒出头来,仅有区区1.35%,也在世界排名中垫底,又让我们开始新的羞惭。
多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比重大大高于民生投入比重。据估算,全国每年公车消费达4000多亿元,公款吃喝达3000亿元,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贫困地区儿童试点3元餐补,国家下了那么大决心,中央财政拿出来的也就是160多亿元,仅仅是公款吃喝所耗的5.3%。
这样悬殊的数字,怎能不是“治国败笔”?
对这一“败笔”,不乏痛下针砭者。当年朱基总理讥刺公款吃喝,“是帮助自己加速死亡”,他还曾经沉下脸来罢宴,不肯入安排好的奢华宴席,与工作人员自用工作餐;温家宝总理也直指“三公”消费关系到整个反腐败的成败。
我们有制度,“四菜一汤”的份例之制由来久矣,公务住宿与出行的规定也详实细致,标准远低于那份网上流传的美国样本。然而,违规者比比皆是,有谁因此受到严惩吗?最后,这些规定成为酒桌上拿来调侃的笑料而已。所以,茅台价格飞涨,酒厂负责人还敢厉声问记者,公款消费,“不喝茅台喝什么”。温总理快速“回应”,一句不得用公款购买高档白酒,茅台、五粮液的股价就应声急跌。
这样的博弈与交锋,十数年来未曾中断,可叹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症结绝不仅仅是官员们嘴馋那么简单,而是宴饮之间、酒酣耳热之际,也是打通关节、笼络政商、钻各种制度之弊的良机。
难道对这“治国败笔”竟一筹莫展吗?也未必。
柳斌杰在微博中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这样,廉政建设会大进一步,满意度大提高。”
其实,美国人用的也是这一招。美国许多政府部门,根据出差地区不同发放补贴,不再另外报销公务食宿。所以骆家辉在博鳌食宿上花费越少,留在自己腰包中的补贴就越多,自然有节俭的积极性。
柳斌杰此议,如果和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的建议相依而行,就是有破有立、奖罚并重——将“三公”消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治本之策,还是杜绝官员个人好恶便能决定项目、投资、人事升黜的积弊,笃行温总理所说“公开透明”、“民主监督”。最终,倘若能将省出的“三公”经费移作教育、医疗、社保民生之用,“治国败笔”便能转为深孚民心的神来之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