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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笔者在出版家、前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范用的引荐下，见到了黄苗子先生，其时，郁风（黄苗子夫人）已经过世，黄苗子长期住在医院，靠透析支撑病体。在人人都有苦难的病房里，黄苗子却住得很开心。他同小护士的关系极好，他睡着了，小护士用墨在他脸上画花脸，他也乐乐呵呵。我认识的人中，像他这样身处病榻，却乐观、诙谐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他的书画成就、传奇人生更打动了我，于是动笔写他的传记。
写作过程时断时续，不时传来一些黄苗子友人的消息：2010年6月，吴冠中逝世；2010年9月，范用离去……在书作终于完成即将出版之际，2012年1月8日，黄苗子辞世，虚岁100岁。任何伤感的话语都显得虚无缥缈，无足轻重。
一流人物二流堂
黄苗子出生于广东中山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黄绍昌系清末举人，曾任教于张之洞创办的广州广雅书院（清末广东的最高学府）；父亲黄冷观是同盟会会员，曾在香港创办中华中学，是香港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
8岁起，黄苗子开始学书法，12岁拜入父亲的朋友、书画名家邓尔雅门下，后又受到岭南画家黄般若等人的鼓励，开始画漫画。父亲对黄苗子素来严厉并抱以厚望。中学一毕业，黄苗子便被父亲送进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这让对语言不感兴趣，只热衷于漫画的黄苗子苦不堪言。没多久，他便用自己画漫画挣来的稿费偷偷买了一张船票，去了当时的文化中心上海。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是黄冷观的好友，在他的提携与关照下，黄苗子在政府机关里当上了公务员。若他有心，凭他的出身和背景，这条路走下去不愁没有前途。但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他与当时活跃在上海的漫画家叶浅予、华君武、丁聪、张乐平等人成为好友，常在叶浅予等主办的漫画杂志《时代》上投稿，并陆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上世纪30年代，《小说》半月刊封面上的漫画独树一帜，从第三期到终刊第十九期都出自黄苗子之手。
黄苗子性情活跃，喜欢同各类人士来往，上世纪40年代，身为国民政府中的高级公务员，他的朋友却大多是“左翼作家联盟”中的文化名流。1944年，黄苗子和妻子郁风在重庆定居。离他们住所不远处，便是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屋舍，取名“碧庐”，那里常聚集着夏衍、吴祖光、郭沫若等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文人。当时秧歌剧《兄妹开荒》从延安流传到了重庆。剧中，到地里送饭的妹妹骂偷懒的哥哥是“二流子”，“二流子”在陕北土话里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这一称呼让“碧庐”里这些生活自由散漫的文人们觉得颇为有趣，于是，“二流子”成了大家彼此取笑的代名词。一天，郭沫若等人刚踏进“碧庐”的门，便听见里面笑声一片，原来，大家又在拿“二流子”相互取笑。郭沫若来了兴致，当即说：“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纷纷应和，“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叫开了。
与“二流堂”的朋友们在一起时，黄苗子快乐得像个孩子，他曾在信中记叙道：“昨晚，同祖光、金山3个人一起在合作社等散戏，还有一大堆人，吃过了面，喝了一点酒，到12点多钟。”
上世纪50年代，黄苗子和郁风搬入北京栖凤楼，这里成了“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夏衍等人常相聚此处。
大部分人的性情都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离开了快乐的环境，就快乐不起来了。但黄苗子是始终乐观。1957年之后，他历经坎坷，先是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伐木。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对生活的热爱仍表露无遗：“今天在路上看到第一朵开了的马兰花，摘下来寄给你。”信纸的背面写着：“路上捉到一只水鸟，翅膀受伤后被我发现的，本想把它养起来，可是没有工夫捉鱼给它吃，就送给养鱼队了。”他还用钢笔画出了这只鸟的样子。
“文革”时期，黄苗子又被认定是“特务”，在监狱里一关就是7年。在狱中，他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脑海中“写”诗，甚至研究起臭虫，笑对难挨的岁月。
朋友们说他：“苗子像顽强的草，在冬天被大雪盖住，一旦雪化了，它又蓬勃生长。”
上班前在门口吻别
黄苗子一生坎坷，但在家庭生活上，他是幸福的。文化圈里，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是出了名的贤伉俪。郁风也精于绘画、写作。她比黄苗子小3岁，自幼爱好文艺。曾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油画，随后到南京，在徐悲鸿、潘玉良门下深造。1932年，郁风随家人到上海，通过其叔叔郁达夫认识了黄苗子，经常与黄交流艺术和创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苗子和郁风辗转各地，但联系未断。1939年，两人恰巧都到了重庆，再次相逢。虽说相识已有7个年头，他们的关系却一直不温不火。郁风性情直率，打小就爱在男生堆里混，颇有几分豪气。而黄苗子这边虽然曾和一位小姐有过交往，郁风的影子却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久历战乱，两人都有些疲惫，此次重逢，无疑为彼此感情的升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没多久，黄苗子就郑重地向郁风告白了。相交多年，郁风对黄苗子不乏好感，但她心里却很犹豫，因为有道坎横在两人中间——郁风一直在夏衍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黄苗子却是国民政府的官员，这种差异会不会导致两人日后产生分歧？黄苗子的告白，把这个问题再次推到了她面前。郁风并没有立即答复黄苗子，而是去了重庆郊外的盘溪，她需要把思绪好好理一理。
郁风前脚刚到盘溪，“老领导”夏衍后脚也跟到了这里，并且是作为黄苗子的说客来的。早在1936年前后，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在上海公演，黄苗子跟随叶浅予、丁聪等一起到后台画速写，结识了夏衍，后来更是成为知己。
郁风向夏衍说了自己的顾虑，表示不愿意当官太太，怕生活会因此而改变。夏衍开导说，苗子很有才华，人也很好；你和他结婚后，照样可以做革命工作，甚至还可以影响他，做更有利的工作。他补充了一句，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还有什么比“革命的需要”更重要？郁风心里的疙瘩一下子解开了。1944年11月26日，重庆的嘉陵饭店灯火辉煌，在吴铁城的主持下，黄苗子和郁风正式结为伉俪。
多年以后，作家徐迟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回顾了这场婚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郁风终于嫁给了黄苗子，那大厅里布置得金碧辉煌，中间放了一块像有三层楼高的大蛋糕。行礼如仪，然后就是舞会……由于她（郁风）曾经对我有过指点迷津的作用，我很感激她和尊敬她，当然一直是保持着很深的纯洁友谊的。看到她有了一个美满的姻缘，我也感到安心和欢喜。”
黄苗子和郁风十分恩爱，据一位“二流堂”的朋友回忆：“上班苗子走时，在门口，他们接吻告别。有一次我们正好在，大家跑去看，有情趣。一对好夫妇。”
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黄苗子绘画上的造诣，到晚年达到高峰。接近耄耋之年，他才开始研习国画，短短数年，更上层楼，其作品被伦敦大英博物馆、德国科隆东方美术博物馆等收藏。此外，他也是美术史学者、美术评论家，晚年又以打油诗、散文知名。吴冠中曾说：“对苗子，我先是拜读其文章，从中取得艺术方面的教益，后来才看到他的字，一见倾心，十分喜爱，突出感受是构图美、虚实美、节奏美，总之，是造型美。”
1989年，黄苗子接到了来自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夫妇共同赴澳讲学。在人生地不熟的澳洲，黄苗子开始研习国画，并进行大量的随笔创作。他总是清晨五六点即起，在小院子里打打太极，然后开始一天的功课：上午写文章或大字，中午休息，下午画画。没有了国内频繁的活动邀请，使他能够潜心构思水墨花鸟，将自己的绘画扩展到漫画、肖像画以外的一个全新领域。而写大字时，黄苗子最爱写“月是故乡明”。
1998年，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将近10年的黄苗子、郁风夫妇回到北京。黄苗子很快为自己布置了一间工作室，取名“安晚寄庐”。大宅门上，悬挂着“安晚”两字，这是黄苗子摹自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安晚帖》。他曾说起自家匾额：“老头们都知道由右至左念成‘安晚’，年轻人由左至右念成‘晚安’。这也好，白天念成‘安晚’，晚上送朋友到门口告别，就念成‘晚安’吧！”在书房入口处的墙上，悬挂着他自己所作的对联“惟金石可长久，只富贵不妄求”；另一面墙上，则是元代文人马致远北京旧宅屋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瓦片，上面刻着600年前这位诗人的名句“小桥流水人家”。
晚年，他来往最密切的几位朋友中，唐瑜、丁聪是“二流堂”时期的旧友；杨宪益、王世襄、启功是新中国成立后结识的，算来也有五六十年的交情；只有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黄永玉、韩美林显得稍微年轻一些。
77岁时，黄苗子曾写过一篇《遗嘱》：“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好友’有过约定，趁我们现在还活着之日起，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做什么‘悼词’。”
5年后，他又写了《后遗嘱》，补充道：千万不要在家里悬挂本人遗像，“人都死了，还不图个清静，干吗要挂个遗像在家里任人指东画西呢？”
他与老友们笑谈生死，“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有朋友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我的骨灰，饱餐之后‘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倍显亲切。这些本都是好事，但有人认为骨灰是优质肥料，马桶里冲掉了太可惜；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完要吐。为此，我吩咐我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我插队的农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
2007年，郁风辞世；次日，黄苗子身体就出了毛病，被孩子们安排住进了医院，不时传来病重的消息，但每次都化险为夷。在医院里，黄苗子还在“折腾”，他对家人说：“我准备把藏画全部卖掉，成立一个和郁风共同命名的基金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2008年，他开心地告诉朋友：“我的画全卖了，筹得3000万元。”资金到位后，“黄苗子郁风慈善基金会”在香港成立，基金会每年向中央美术学院提供赞助，一面对有意义的文化学术研究提供资金援助，一面对美术院校的贫困大学生进行经济支持。
临走时，他平静地说道：“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这种无憾，是留给世人的最大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