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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路上,中国在路上

金苍 《 环球人物 》(

    如果说合家团聚看春晚已被写入春节的“现代民俗”,那么,买车票、挤火车、闻着邻座方便面的味道熬红双眼,同样是“现代民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启程返乡到出发返城,拉杆箱的声音遮过了鞭炮的喧哗,春节几天空空的车厢再次被填满,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又完成了一年一度的心灵之旅。今年,为期40天的春运,总流量预计会创纪录地突破30亿人次,这基本上是把欧洲所有人口搬动4次。截至1月27日,春运过半,仅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正如世人所惊叹,春运可谓“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

    人口的迁徙,总有经济、社会的动因。近代中国,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无不是普通人为改善生活质量因时而动、择地而迁。纵观世界,同样如此。美国的西进运动,就是牛仔挥舞马鞭向西,不断扩张领土、开发经济的过程;再早一些,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崛起,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人口迁徙,更是点亮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曙光。

    以这样的角度考察春运,这个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迁徙行为背后,跳动着同样的脉搏。追根溯源,“春节客运”一词早在1953年就出现在人民日报中。上世纪90年代春运人次突破10亿,2006年突破20亿,2012年突破30亿,春节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写照了中国社会不断前行的步伐,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活力与生机。

    不过,人口迁徙的历史,同样也是迁徙者背井离乡的历史。春运大军的背后,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社会机会的匮乏,是整个中国发展脚步的不一致。曾经沃野千里的关东、曾经满目商机的草原,如今已承载不了人们对前途的梦想,迁徙目的地换成了貌似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北上广。一端是现代中国,一端是乡土中国,铁轨、公路和航道,就像细细的风筝线,让无数中国人有着自己的钟摆。近些年,“故乡的衰败”屡屡成为春节期间的讨论热点。的确,对于年轻的进城务工者、对于很多“北漂”、“蚁族”,故乡只是自己春运之旅的中间点,回来,然后离开。除了学生和部分“成功入籍者”,春运道路上的更多人,实际上仍被户籍等相关管理制度绑缚在原来的土地上。正如风筝,飞得再高也要回到原点,却不小心拉断了线。在这个意义上,春节期间的大迁徙是中国发展状况的写照,也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漂泊内心的投射。中国在路上,中国人同样在路上。

    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曾说,到2020年,铁路网将完善,其他交通运输行业也同步发展,中国春运这一紧张状态将不复存在。今年春运,王勇平已经远赴波兰任职。虽然宁愿相信他的这一判断,但仅仅把缓解春运压力的希望寄托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上,恐怕只是用阿司匹林治疗癌症,不过是暂时止痛而已。如果没有全面的配套改革措施,没有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春运的钟摆,必然难以停下来。

    美国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敲钟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从澳大利亚到加拿大,龙年邮票各擅胜场;奥巴马“向庆祝农历新年的每个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当新春的烟花绽放天际,世界似乎越来越逼近“中国时间”。然而,无论世界为中国响起多么辉煌的新年交响,也敌不过普通人全家团聚时的围炉夜话,这需要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更是民生的福祉、文明的增进。当春运把我们再次拉回为了理想或是为了生活而打拼的战场,只能祈愿,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社会,即便仍要挤上一列列满载的火车,但至少能少些颠簸,更顺畅地驶向未来。

中国人在路上,中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