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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掉的两元钱

蒋丽华 《 环球人物 》(

    前不久,老同学谭红斌到北京出差。我到他住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待所看他,打开门,里面还有几个十八九岁的男孩。他说都是他的学生,这次到北京是带他们参加一个数学竞赛。

    看着眼前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占据着我整个心灵的却是26年前谭红斌的那张脸,在长沙西客站,也是稚气未脱,但涨得通红……

    我和谭红斌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它是毛泽东的母校,我们那届是第一届4年制中专生。谭红斌成绩很好,本来能上大学,但家里穷,孩子多,父母吃了上顿愁下顿,让他读师范,就图吃住不花钱。但当小学教师显然不是谭红斌的理想。4年里,我们是语数外音体美什么都学,他仿佛只对数学有兴趣;下课后,大家都聚在教室里说笑,而他永远伏在课桌上做题。因此,虽然4年时间不短,但他与同学之间的交往并不多。

    1985年7月1日,我们抱着“投身中国教育事业”的理想毕业了。离校那天,记不清为什么我会和谭红斌结伴,一起到了长沙西客站。一到车站,我直接买了回家的车票,谭红斌却抱着行李磨磨蹭蹭,就是不去买票。等我背着行李要上车时,他突然涨红着脸,很小声地说了一句:“蒋丽华,能借我两元钱买票吗?”我愣了一下,心里很奇怪他难道连两元钱都没有吗?谭红斌看见我的神色,脸更红了,接过钱的时候显得那么局促……等坐在车上,我突然想起,在学校时,饭量小的女同学会把餐票卖给男同学,而谭红斌也经常卖餐票,他是为了买数学参考书。去书店时,无论多远,他都走路。我不知道,如果他没借到这两元钱,从长沙到他的老家宁乡100多里地,他是不是要扛着行李走回去!那时,我们也只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啊。

    理想和现实总是像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回老家后,我没有当教师,而是去了商业局上班。不久,收到谭红斌寄来的信,打开信封,是一张借条:“今借到蒋丽华人民币贰元整。”

    一年后,我调到当地组织部,又收到谭红斌的信,打开是两元钱,还有一张纸条:“今还给蒋丽华人民币贰元整。”

    自此,我便没有了他的音信。

    2001年,是我到北京的第一年,他恰巧到京出差。于是,长沙西客站一别16年后,我们再见了。那时我在艰难求生存,也不敢请假,谭红斌就到我们单位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下班后,我才带他去吃饭,席间知道了他毕业后的经历。

    他当了老师,从小学、中学教到大学。他的人生主题就是读书:教学生读书,自己也读书。在教学之余,他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数学专业的本科文凭,后来又脱产学了两年英语,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技大学当老师。我还知道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了。

    吃完饭,他要去北京西站坐火车。在等出租车的时候,我跑进附近的商店,给他女儿买了一大包零食,给他爱人买了北京的特产,给他买了两条香烟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当我把大包小包塞进出租车的时候,他有些尴尬。那一刻,他是否和我一样,想起了毕业那年长沙西客站分别的情景?

    北京一别,又是10年。

    如今在北航招待所再聚,望着眼前被学生们称作“谭教授”的谭红斌,曾长久萦绕我心,对那个十八九岁少年“穷途”窘境的怜惜之情终于消失了。其实,贫穷又何尝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忘不掉的两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