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民国第一女公务员

    开栏的话：2011“辛亥百年”的背影还未走远，2012“民国百年”又悄然到来。要描摹龙争虎斗的民国历史是很难的，本栏目更关注那些为时代所遮蔽的柔美女性。她们的才情、个性与人生已如点点落花，飘散于历史的尘埃中，只能在文献里找到蛛丝马迹。然而她们的美丽、忧伤，其实也是民国社会大变迁的生动注脚。套用张恨水先生的《红粉世家》，我们叫她们“民国红粉”。

　

    武昌首义成功后，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机关报的《中华民国公报》曾刊登《刘一启事》：每日下午两点钟，在总监察处接见各界姊妹。这位刘一，本名李淑卿，是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的新婚如夫人（地位较高的妾），同时也是民国第一位女性政府公务员，时任总监察处监印官，负责考核投身革命的妇女。

    像潘金莲，也像窦娥

    据《沔城志》记载，李淑卿，原名淑贞，字文华，别号征清子。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生于沔城下关街龙家湾（今湖北省仙桃市境内）。她祖籍广东，父亲在湖北做过小官，死于战乱。父亲死后，她跟着母亲靠做针线活儿勉强度日。

    在革命元老居正的《梅川日记》中，刘一前半生的经历如潘金莲般纵荡，又如窦娥般委屈。

    据居正介绍，刘一从小聪明美丽并擅长交际，与沔阳新学堂的书生们多有来往，并深受他们喜爱。这些如痴如醉的书生常到刘一家中喝茶聊天，刘一的母亲就靠他们留下的茶水费维持生计，刘一也因此芳名远扬，以至于被相当于教育局长的沔阳劝学所长包养。经常在刘一家中逗留的劝学所长，严重妨碍了喜欢去喝茶聊天的书生们的青春浪漫，于是，这些羡慕嫉妒恨的书生，便给刘一起了“沔阳监学”的绰号。

    刘一小时候曾被许配给一个姓丁的回族商贩，成婚之后她依然纵荡自若。没有艳福的丁某很快死去，丁某的家属素来看不惯刘一，又气愤亲人早逝，便控告刘一谋杀亲夫。刘一在包括沔阳知县的儿子在内的书生学子，以及沔阳劝学所长的多方营救下，被免于死刑。知县判决时，以24元的价钱把她这个“犯妇”当堂发配给王姓富商为妾。

    王姓富商对刘一宠爱有加，这让正房太太妒忌无比。正房太太在豆汁中下毒，不承想豆汁被富商喝下。刘一发现情况不妙，便带着母亲逃往汉口，危难之中遇到一名曾经相识的沔阳学子。他把母女二人带到武昌，召集同乡、同学慷慨解囊，资助刘一进入女子学堂读书。这些同乡中就有正在秘密策划武装起义的共进会会员杨玉如、杨舒武。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刘一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也是通过他们，刘一认识了时任共进会会长的刘公。在嫁给刘公当如夫人后，她改名刘一。

    劝说刘公捐巨款资助革命

    刘公原名炳标，又名湘，字仲文，1881年出生于湖北襄阳的富豪之家，父亲刘子敬是前清武举，人称“刘百万”。四叔刘子麟官至清朝度支部郎中，也就是掌管全国食盐专卖的财政部主管。

    1902年，刘公东渡日本求学，积极参加革命，多次投入巨款。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被推举为第三任会长。

    1910年，刘公回国治疗肺病。当时革命经费非常紧张，革命党人变卖自家房契、田产，到处拉捐助，甚至不惜盗、抢、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听说广济县一庙里有金佛，前去“踩点”，最后出动6个人盗窃金佛，可惜在路上遇到捕快，只好弃于田中。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说他婶母住在武昌，“多金银首饰，如能以术取之，当为革命之用”。大家一听都说好，便找个军医配了迷药，由邹永成购好酒，把药倒入其中，谎称将远行，特来与婶母话别。两人在内喝酒，孙武、邓玉麟在门外等候，过了很久，邹婶还言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两人说：“药不灵。”偷鸡不成蚀把米，白浪费一瓶好酒。心有不甘的邹永成，最后竟将婶母的幼子骗至汉口，要婶母赎回，终于勒索到800元。在这种形势下，家境殷实的刘公，无疑成了共进会同仁眼中的一个大财神。

    这年正赶上清廷降旨要大考留学生，中试者将赐予不同官衔。刘公的父亲刘子敬希望刘公能进京应试获得功名。刘公请求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时任湖北高等商务学堂教务长和藩署财政顾问的表兄陶德琨出面，谎称有日本驻华武官帮刘公疏通关系，急需8000两银子捐一实缺道台。陶德琨对刘子敬说：“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刘子敬考虑再三，表示哪怕捐两万两银子得到一个道台官职，也在所不惜。四叔刘子麟也表示支持，并率先出了5000两银子。而另一边，刘公的姨表兄潘善伯受共进会委托，前来接应得到巨款的刘公返回武汉。刘公的弟弟刘同，很快也带着后续的3000两银子来到武汉。

    为了把这笔巨款尽快入到武昌起义的革命经费里，孙武、杨玉如等人把19岁的刘一介绍给了30岁的刘公，两人开始同居。杨玉如要刘一劝说刘公尽快把钱捐出，刘公有点不太情愿地表示，这笔钱可是从父亲那里欺骗得来的呀。但他还是将所有银票当众点清，交给孙武，之后，他被革命党人预定为起义成功后的第一任军政府都督。

    夫唱妇随搞革命

    1911年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发生爆燃事故，脸部、手部被烧伤，被送往日本人在德租界开办的同仁医院。在场的刘公等人及时撤离。刘一回到住宅转移革命文件时被捕。她在捕房被关了一夜，处之泰然。巡捕问她是否与革命党同谋，她一概推作不知，并说：“我是学生，过江来访问朋友的。官府为什么牵连无辜？”

    武昌首义成功后，由于黎元洪已经被官兵推举为都督，刘公只好转任设于武昌蛇山抱冰堂的总监察。刘一也被营救出狱，并在总监察处当上了监印官，由此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公务员。

    关于刘一当年的风采，刘公曾向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介绍说：“我的妻子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女兵团，并假扮成一个贫苦的女贩，向总督投掷炸弹。”

    1913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刘公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刘一跟随刘公来到北京，与在京的湖北首义人士发起组织政治团体“丙辰俱乐部”，并出版刊物。袁世凯称帝后，刘一随刘公前往上海参与讨袁。1917年，刘公夫妇到襄阳策动当地军官起兵护法。1920年，刘公在上海病逝，年仅28岁的刘一回到襄阳礼佛寡居，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隐退。

    刘一没有子女，后半生靠侄辈供养。1951年的除夕之夜，已经在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地主婆”的刘一，于睡梦之中离开人世。家人用几块门板拼装成棺材，用板车拉到位于襄阳东津大旺洲临近河堤的一棵老槐树下，把刘一的尸体草草安葬。这位曾经叱咤风云、风华绝代的女性革命先驱，连一个坟头、一块墓碑，都没有能够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