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愿做慈善者，而不是歌手”

    韩红的助手小戴有一张她的时间表，“50%用于慈善，30%用于团里的工作，剩下的一小块时间才是各种演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韩红的3次接触，就有两次在慈善活动现场。“过去两个月，她几乎没怎么闲着，但商演只有一两次。并不是不在意商演，而是时间有限，慈善比商演更重要。她对我说过，‘从做（慈善）的那一天开始，就要把它做到老。’”小戴说。

    问韩红为什么选择慈善，她很动情：“我只是芸芸众生里最普通的一个，一名歌者，一棵小草，一粒尘埃，在这个繁杂的世界蹒跚前行，遇到很多善者，很多好人，于是告诉自己，有生之年要做善良之人，发愿用更多的善良回馈人间，随喜平安。”

    “欢迎我们的女儿韩红回家”

    2011年重阳节期间，韩红约记者到北京市蓟门桥会面，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一到蓟门桥，老远就看到两辆大巴，车身上除了韩红的黑白素描头像和“韩红爱心”的徽标，还有“暖秋重阳、公益行动”8个醒目的大字。车旁，80名年轻人，穿着蓝白相间的统一运动服。他们是韩红召集来的志愿者和医生。一个多月前，韩红“爱心西藏行”的车队还行驶在林芝至拉萨的途中时，她就通过车台发出号召：“重阳节，跟我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吧！”人们纷纷响应，短短半小时就认捐近30万元，还落实了空军总医院、浙江省第二医院等4支义诊队伍。

    两辆大巴行驶一个多小时，抵达距北京市区60多公里的房山区琉璃河老年公寓。近百位老人，早早牵起“欢迎我们的女儿韩红回家”的横幅，像普天下等孩子的父母一样，翘首张望。一下车，韩红和志愿者赶紧整理捐赠物品：床单、被套、棉背心、羽绒服、烤面包机、空调、洗衣机、液晶电视……还有一台面包车。东西堆满了院子里的空地。接着，她又张罗着安排老人们排队接受义诊医生的检查。

    85岁的窦瑞英老太太和老伴在老年公寓生活了8年，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老太太自己视网膜脱落，右眼完全看不见，左眼看东西也很模糊。眼科医生告诉她，得去大医院治疗，不然就彻底失明了。窦老太太一寻思：“我们这儿最近的医院有20公里，算了，这么大年纪不治了。”在院里另一头忙碌的韩红，一听说这事，便嚷了起来：“老人在哪儿？绝不能放弃，我来安排。”她找到老人，10分钟就敲定了去大医院检查的车辆和陪同人员，然后紧紧搂住老人的肩膀：“您就踏踏实实看病，一切费用我来负担。”前一秒还平静面对失明危险的老人，这一秒泪如雨下：“其实，眼睛不好我心里可着急了，吃饭时连菜都看不见，还要问别人，都不知哭了多少次了，我都没心气儿活下去了。”

    106岁的“镇院之宝”张玉梅一直受到韩红的格外关注。韩红给她喂饺子，是一个个夹开了，吹散热气，送到老人嘴里。老人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抱拳作揖：“你对我这么好，我该怎么报答呀。”告别时，老人颤巍巍搂住韩红的脖子，费劲地仰起头，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韩红连忙背过身，躲开媒体的镜头，脸上已经满是泪水：“她把我亲难受了。”说完又转身，俯在老人耳边：“奶奶，我走了，明年再来看您！”可老人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半晌才摇摇头：“我听不见呀。”韩红心里一沉，马上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布置任务”：“配助听器，钱我们出。”

    第二天，韩红又静悄悄地赶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刚刚接受完手术的14岁藏族孤儿卓嘎。一个多月前，“爱心西藏行”的车队在西藏义诊，昌都地区俄洛镇的小卓嘎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韩红当时就表示，一定要把小卓嘎带到北京。她承担了小卓嘎及其叔叔、藏语翻译3人的机票费用，空军总医院减免了小卓嘎2万余元手术费。我们去的时候，小卓嘎做完了手术，已能下床行走，韩红高兴地和主治医生商量：“别那么着急让她回去。一来，让身体再恢复得彻底一点；二来，来北京对她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想找时间带她去看看天安门。”那天夜里回到家，韩红更新了自己的微博：“今天，我们又一次完成了诺言！”

    过了几天，小卓嘎可以出院回西藏了。临走前，忙得一塌糊涂的韩红安排工作人员带她去了天安门。又过两个月后，窦瑞英老太太的眼睛也动完手术，重见光明了。

    漫漫8年慈善路

    韩红和慈善的结缘，始于2003年4月，韩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优秀年轻人的代表，到美国夏威夷参加世界妇女领导峰会。预留给她的发言时间只有1分50秒，她只好简单介绍了家乡西藏的教育情况和藏族文化的发展，然后即兴唱了一首山歌。或许被她的歌声打动，散会后，与会的各国代表团领导纷纷拨款给西藏儿童健康教育基金会。

    韩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4年，她参加了救助失聪儿童的募款活动，随“希望工程”工作组一起，赴山西偏远山区为失学儿童募捐；2005年，她到香港参加海啸赈灾义演，并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10万元；2007年，她参加“为残奥会助威”、“为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加油”的活动，联合爱心企业捐款20万元，又向贫困地区捐赠100口“母亲水窖”；2008年，她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将30万元个人收入捐给新疆、内蒙古、西藏的3所少数民族孤儿学校。

    2008年汶川大地震，韩红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和身边几个人商量：“咱一定得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既然要做，怎样才能正规一点、影响力大一点？不如就叫‘韩红爱心救援行动’。”5月14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她发起“韩红爱心救援行动”，通过广播节目，召集在京藏族人士和社会各界为灾区捐款。短短3天，就募集到275万元现金和价值500余万元的物资。

    5月17日，韩红和另外4名志愿者——现任“韩红爱心救援团队”队长的李健、导演王小川、私人助理小白和一名律师——带着筹措的物资，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赶到四川龙居小学。当时，还有67个孩子埋在废墟下，她和四川武警指挥学院的学员一起用手挖走瓦砾，寻找孩子遗体。在韩红的手机上，记者看到一张那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斜卧在帐篷中，脸色很差，左手因为清理瓦砾肿了起来，无法平放，只能无力地举着。

    5月22日返京后，韩红马不停蹄地继续为灾区筹措救援物资。她答应过幸存的孩子们，一个月内再回龙居看他们。儿童节那天，她信守诺言，带着救援物资重返龙居。“今天，我个人捐赠330万元，其中300万元是建学校的，将来一定让你们在坚固的房子里读书。”现在，新的龙居中心小学已经竣工了。

    那之后，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几乎每次大的灾害发生后，韩红总会带着她的“爱心救援团队”跑到现场，不止一次面临过生死考验。2010年11月28日，为了赶赴舟曲慰问，韩红和“爱心救援团队”的伙伴们凌晨4点多就从兰州摸黑上路。刚开了两个多小时，其中3辆车就因为天黑、路况复杂而发生事故，韩红乘坐的吉普车侧翻3圈，落在山下的菜地里。同车的4人被突如其来的事故吓蒙了，被压在最下面的韩红，镇定地让大家不要慌张，自己解开安全带后，又指挥其他人打开车顶天窗。爬出来一看，四周一片荒凉，附近不可能有医院，大家简单处理后就再次上路。

    “谁有我捐得狠？”

    如今，韩红更愿意将自己视为一名“慈善志愿者”，而不是歌手。“我觉得自己是慈善领域的一个摸索者，也愿意当一块基石。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慈善还很不健全，才让很多人对‘慈善’二字充满了不信任，才有了‘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

    韩红探索的是一种“笨办法”。韩红的助手小戴告诉记者，他们一直习惯用“一把一结”的方式：“针对一件事情，我们筹到多少钱，买了多少物资，带过去分发给需要帮助的人，就完了。而一旦牵涉到基金，别人就需要将钱汇到你的账户，大家都挺忌讳的。”

    捐款人这种“忌讳”，在慈善丑闻不断的2011年，表现得格外明显。云南盈江地震发生后，韩红在微博上号召捐款。鼎盛教育集团董事长刘宏冰留言问：“你真是韩红吗？如果真是，我立刻捐钱。”韩红马上拨通刘宏冰的电话，对方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就放心了：“啥都别说了，我信得过你。”刘宏冰捐了10万元。再加上其他人的捐款，韩红一共收到了20万元。她将这些现金按5000元一份，分成35个信封，再用剩下的2.5万元购置了一些洗漱用品和急救药品。韩红说：“我把信封一个个码在桌上，让所有人都能看见，我就这么亲手发，灾区老百姓挨个领，中间不经过任何人。你们谁黑我钱我看看？别来这套！”

    现在，“韩红爱心救援团队”的志愿者人数，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100余人，整个团队的经验、凝聚力、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记者参加了一次“韩红爱心救援团队”的大聚会。企业家、知名媒体人、大编剧、大导演、白领、医生、司机……各行各业的人因为“韩红”这个名字走到一起，不再有明星、不再有领导，只有志同道合的哥们儿。“韩红爱心”已经成了一个品牌，很多人也建议韩红，“为什么不让它变得更专业一点”？韩红左思右想，恐怕将来还是得往专业的慈善基金方向发展，她想先多方了解，看能不能申请一个独立的基金，能不能有什么办法确保公开透明。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韩红，为什么会选择做慈善。韩红说，9年前，她就已经很红了，环顾四周，同行们都在忙着商业演出、充实腰包，“这不是我想要的。”她说她这辈子，受奶奶的影响太深，要做个好人，对社会有用，不能仅仅是唱歌、挣钱。2005年，奶奶临终前还对她说了一句话：“你要救苦救民。”她太爱奶奶了，对天下老人孩子的爱，就是延续对奶奶的孝。“我常说自己是个高消费者。高在哪儿？高在我一捐就是几百万，谁有我捐得狠？但我开心，我这是在服务自己的心灵。”

    藏族有一句谚语：上好的人利众生，中好的人利一方，次好的人利一家。韩红和她的“爱心救援团队”，所能“利”的，至少也是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