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10月,王小帅几乎都是在罗马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的新作《我11》在第十二届罗马亚洲电影节上由观众评为最佳影片。尽管并非奥斯卡那样的大奖,这个意外收获还是让王小帅喜出望外,大呼“痛快”。他说电影不是给专家看的,而是要获得观众肯定,观众的喜欢最重要。
导演的气质决定了作品的气质,王小帅敏感,有激情,更有着叛逆的从影经历。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本科毕业生,1991年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没两年,一声不吭地跑回北京搞独立电影,为此不惜被制片厂除名。没有体制内的保护,没有制片厂的大旗“护航”,也没有资金支持,王小帅愣是打拼出来,拍了十几部影片,其中,《冬春的日子》被BBC(英国广播公司)选为电影诞生100年来百部最佳影片之一;《十七岁的单车》、《青红》、《左右》更是在柏林、戛纳等国际电影节上饱受赞誉。在中国电影界,王小帅称得上是最具坚守精神和文艺气质的导演。
“我拍的不是历史教科书”
筹拍《我11》时,王小帅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这不仅仅因为他是2010年“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得主,更因为他是中法2010年签订合拍片框架协议后,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导演。尽管钱不多,也给这位导演增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环球人物杂志:《我11》是部新电影,很多人还没有看过,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部影片?
王小帅:《我11》就是“我11岁”的意思,英文片名是“Eleven Flowers”。这是我以“三线”(指中国长城以南、京广铁路以西的内陆地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此搞了许多重工、国防建设)背景拍的又一部片子,上一部是《青红》。
环球人物杂志:《青红》的另一个名字叫《我19》,感觉上和《我11》像是一脉相承的,是这样吗?
王小帅:这两部电影有相关联的地方,也有不同。《青红》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觉醒,《我11》的时间前推到70年代中期,是一段少年的成长和回忆,也正好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拐点。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童年也是在“三线”工厂里度过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王小帅:我感觉自己有点早熟,因为童年是在无忧无虑和看着父母担忧未来的复杂感情中度过的。
环球人物杂志:这种感觉是否反映在影片中?
王小帅:这部电影其实是我的自传式电影,关注我见证过的历史。
环球人物杂志:片中的小演员像你小时候吗?
王小帅:除了眼睛比我大,性格和气质倒很有我小时候的感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年轻观众不太了解“文革”背景,“三线”更是个小话题,你觉得他们能理解这部影片传达的思想感情吗?
王小帅:不难,去看就行了。我拍的是电影,不是历史教科书或政治讲解。
环球人物杂志:对比你电影中反映的时代,当代中国社会有什么变化?
王小帅:最大的变化是我们越来越不认识自己,无心的人沉溺于对物质、对权力的崇拜,有心的人开始遍地寻找灵魂。没有变的是从众心理,理性依旧缺失。
“快乐和残酷是并存的”
王小帅说,他一直很羡慕贾樟柯,倒不是因为其作品,而是因为贾樟柯有故乡。“我是个漂泊的人,我来自于哪里,归宿在哪里,我不知道。”于是,王小帅把自己的“家”放在了电影里。1993年,他拿着东拼西凑的5万块钱,以北京一对搞艺术的情侣为主角,拍下了《冬春的日子》——北京,是王小帅念高中、上大学、工作后念念不忘又跑回来的梦想之地;1999年,他的《扁担·姑娘》把镜头对准了武汉——这座江边名城,王小帅曾跟随工作调动的父亲在此生活过两年;2005年,《青红》讲的是在贵阳一个支援“三线”建设的家庭里,父亲执意让儿女回上海的故事——边陲之地的贵阳、大山里的“三线”工厂,则是王小帅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
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王小帅拍摄的地点在变,年代在变,角色也有所不同,但他对个性美的追求、对小人物的关怀,从来没有变过。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我11》、《青红》,你还拍了《十七岁的单车》,为何对“青春”题材如此情有独钟?
王小帅:对走过来的人和事有感触啊,时间已经过去了,不留下点什么不可惜吗?另外,青春期的人简单冲动,面对快乐、伤痛更敏感。这些敏感的东西很入戏。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你的“青春”题材电影中,表现出的青春都是残酷的。你同意吗?
王小帅:快乐和残酷是并存的。青春期的人感知能力是放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记住父亲的严厉、初恋的美好和残酷的原因。
环球人物杂志:《左右》、《日照重庆》等影片,关注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各有各的不完美,似乎生活总是在别处,这种表达方式也是你自己的心境和审美标准吗?
王小帅:可能是的。我从小就知道我不属于我生活的地方,也知道我没有老家,因为老家里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个体家庭的孤单和渺小让我始终有不安的感觉。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片子很受国外观众喜爱。你如何处理历史、国家的东西和异国观众的需求?
王小帅:其实观众都是一个个的个体。关注个体就是关注人。无论中外文化多么不同,生命的本质都一样。我们太注重大众化、集体化,往往不注意个体的美。
“新的发展时机不远了”
2011年11月1日,是第六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开幕的日子,45岁的王小帅当选为论坛主席,他自嘲地笑着说,从影近20年,自己还是没从“青年导演”变身为“著名导演”。
环球人物杂志:与你最早做独立电影时相比,现在中国电影的大环境已经宽松许多,但导演们似乎比以前更谨慎?
王小帅:商业化造成的竞争比以前更大,电影的商品属性被无限放大,这就要求投入的风险要降低,因此给导演的创作空间就缩小了。
环球人物杂志:在这个大环境下,作为导演,是否还能坚持关注现实的原则?如何处理与市场需求的矛盾?
王小帅:坚持听从内心的创作很重要!大家一起来关心个人表达,市场就会有的。就像微博里每个人都有个性,这和工业化大市场不矛盾。大有大的做法,小有小的做法。只要把投入产出做好,小众电影也可以生存。不过需要时间和社会的共识。
环球人物杂志:无论是你的《青红》,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还是今年张猛导演的《钢的琴》,在国外获奖、国内叫好的同时,都摆脱不掉票房惨淡的厄运,这是艺术电影在中国的通病吗?
王小帅:目前是。因为对电影是娱乐商品的认知,大家都高度统一。除此而外就是把电影当成政治宣传品,没有第三个空间。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看艺术电影的未来?
王小帅:目前全球艺术电影的市场都在萎缩,我反而看好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正经历着发展的大好时机,市场容量大有空间,这样的势头总会惠及艺术电影。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短暂地经历了第五代导演们的原创大爆发,后来就没有了下文。我认为随着市场的扩大,新的发展时机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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