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律师郭建梅 “说我傻，我认了”

    即使面对媒体，郭建梅也没刻意修饰自己：深色正装搭配牛仔裤，乱乱的短发垂在额头。她根本没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自1995年12月创立了中国首家民间妇女法律援助机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简称“中心”），她和同事们就将所有心力倾注其间，艰难前行。

    和当事人一起遭白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法律援助”在中国还是个新词。包括郭建梅在内的4名专职律师挤在地下旅馆的两间房里，免费为没钱、没地位、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代理案件。所有开支，全靠美国一家基金会提供的4万美元启动资金。

    郭建梅外出走访，到过不少边远地区的贫困人家，觉得自己理应替他们说话。然而，当她走上这条路，却发现自己常常和当事人一起遭白眼、受歧视。

    她至今记得中心成立初期的一个案子——一位江苏妇女在儿子意外死亡后到北京上访，谁知说法没讨到，自己却因车祸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也被摘除。虽然交管局认定肇事司机负全责，但其所属的企业却只赔了3万元。起诉，法院也不支持。心灰意冷的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中心。第一次见面，郭建梅就呆住了，眼前这个女人浑身散发着臭味，发炎的眼窝因无钱医治向外流着脓。郭建梅带她去上诉，法官捏着鼻子将她们赶出办公室，一边还问：“你怎么给这种人代理？是找不来案子吧？就她，能给你多少钱？”这让郭建梅觉得受到了侮辱：“我有案源，但就愿意代理这个案子！”法官无语，白了她一眼。开庭前，郭建梅洋洋洒洒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写到连自己都感动了，却压根没有宣读的机会，就连她对案情的陈述，也被法官一句“哦，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噎了回去。那场官司，郭建梅完败而归。她的喉咙里像塞了个东西，一出法院大门，再也忍不住，痛哭失声。

    看到他们我就心疼

    早期，郭建梅和同事们就这样败诉、再败诉，看不到任何光亮，工作也成了煎熬。一年后，四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郭建梅也怀疑自己能否坚持下去，可骨子里的硬气却怎么都磨不掉。“我是个农村孩子，对弱者的同情已经深入骨髓。看到弱势的老百姓，就特别心疼。”

    1962年，郭建梅两岁时从河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跟外婆外公一起挤在三里河一间10多平方米的工厂宿舍里。“在北京生活了6年，就被歧视了6年”。外公微薄的退休工资难以维系祖孙三人的正常生活。“在月坛公园，别人吃包子，我们买不起，只能看着。等人走了，挪过去，拿起人家吃剩下的就往嘴里塞。为糊口，外婆白天当保姆，晚上带我捡破烂，她颠着小脚在前面走，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却挺得笔直。我身子里有姥姥那样的骨头，特硬。”

    8岁那年，外婆将郭建梅送回农村老家读书。10年后，这个农村姑娘又回到北京，考上了北大法律系。

    心里有一团火

    大学毕业，郭建梅被分到司法部研究室，后被调到《中国律师》杂志社当了记者。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郭建梅接到任务采访公益女律师分论坛。采访中，她被“公益律师”这个概念迷住，决定再次挥别优厚待遇。那年，她30多岁，已为人妻为人母，连父母都觉得她疯了。但郭建梅不管，她心里有一团火，恨不能立即变成一根火柴一支蜡烛，燃烧。

    1997年，郭建梅将法律援助中心从地下搬到地上，第二年，又搬入写字楼，并聘请权威专家担当法律顾问。两年，他们为近万人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案件140多起。每次外出办案，郭建梅都会带上相机。“一个妇女，子宫脱垂却没钱医治，只好用布兜着。这样的镜头我拍了很多，是想让同事们看看。律师是被大家羡慕的群体，但在享受体面生活之余，我们是否能用自己的法律资源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还有一次，“一个36岁的女博士结婚多年后怀孕了，校方却要求她做人流，否则按当时的法律取消其读博士的资格，但身为女人，做母亲也是法律赋予她的权利”。接到委托后，郭建梅一面诉诸法律程序，一面将案情放上门户网站，发动中国顶级专家给出法律意见，并向有关部门提交建议和议案。虽然当事人最后仍被迫退学，但教育部、全国妇联等部门都参与到讨论中。现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已婚女大学生就可以生育了。

    一系列案件使中心影响力迅速提升，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等一大批国际知名人士纷纷访问中心，中心代理案件的胜诉率也越来越高。一切似乎都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然而……

    也曾觉得委屈，觉得苦

    2001年，长期的体力透支和超常的压力，让原本风风火火的郭建梅突然间变得哭哭啼啼，到处诉苦。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的心态完全失衡了。大学同学有的当了部长，有的成了财团老总，有的是身家上亿的大律师，每次聚会，大家都问：“你缺案源吗？”有人更直接：“我分你案源，一年做两个就可以收入两百万。”他们似乎觉得郭建梅是能力不够才去做公益律师。郭建梅也问自己：“我不是精英，不是斗士，我干嘛呀？”她觉得委屈，觉得苦。在中心的5周年庆典上，她上台发言，本想鼓舞士气，结果自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朋友劝她看心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医生开了4个月药量，强令她回家休息。“我一边吃药，一边写日记，就想，这条路是不是自己选的，这工作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回答都是‘是’。很多人说我没能力，说我傻，说我作秀。我认了！我就是有病、作秀，就是要推动公益律师这条路！”

    2003年，郭建梅重回中心，看到的是进步的大环境：普通百姓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各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也从2003年的2700个变成2006年的3149个，受理诉讼案件31万件。“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我们。”2007年3月14日晚，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郭建梅走上主席台，从希拉里手中接过“2007年全球女性领导者”的奖章，那一年，全世界仅有8人获此荣誉。

    郭建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2009年，她将和同事联合全国力量，吸纳更多年轻人，启动“公益律师网络”，进一步整合法律援助与公益诉讼资源，帮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