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风筝，一世情缘

    上海，向来是群星荟萃，名流如云。其中有一对非常特殊而且神秘的姐妹，她们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红嘴唇、绿眼影、超短裙、高跟鞋……虽然不是双胞胎，但永远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梳着一模一样的发型，甚至鞋子、饰品和背包，都是同色同款。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的年龄已过六旬。

    她们，便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女儿——杜毅、杜颖。

    近年来，两姐妹活跃在世界各国的商界高层洽谈会上。外界传言她们“身价过亿”，“做着引进外资、帮助祖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生意”。

    在上海繁华的淮海中路，美国领事馆对面，有一栋高档会所。杜毅和杜颖在上海时，就住在这里。2009年2月，一个暖融融的中午，她们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独家专访。

    做大生意的小女人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第一眼看到两姐妹，记者还是为之一震：杜毅和杜颖优雅地坐在沙发上，妆容靓丽，服饰考究。她们非常纤细瘦弱，说起话来软言细语，根本不像是在生意场上打拼的女强人。因为特殊的经历，杜颖和杜毅没有享受过婚姻，她们至今都是单身。

    “有人说我们姐妹身价几十亿了，吓死人，那不遭绑架才怪。我们洽谈的生意资金有上百亿美元的，但这些钱都是公家的，绝对不是个人所得。”听到外界的传言，姐姐杜毅笑着解释。

    1986年，在香港定居的杜毅、杜颖开始利用父母在海外的关系，引进外资。经过艰辛的努力，她们成功地为上海引进了第一个投资额近1亿美元的净水自来水项目。此后，又陆续牵头引进了投资10亿美元的江苏火电项目等，生意越做越大。

    “很多人都不可思议，就凭我们俩，能谈成如此大的生意？”姐姐杜毅温柔地笑着说，“到了这个岁数，每天早晨一睁眼，还和惊险小说一样，忙得晕头转向。”妹妹杜颖也说：“和我同龄的朋友，都在家里闲得发慌，他们好奇我为什么那么忙？”两姐妹开朗健谈，心态很年轻。“有时候遇到小孩子叫我们奶奶，会被吓一跳，反应不过来。”她们笑着，神情如年轻女孩般可爱。

    两姐妹饭量小得可怜。满桌的菜肴，姐姐杜毅刚吃了一颗蔬菜，半小根排骨，就喊着“吃得太多！”而妹妹杜颖却总是顽皮地望着姐姐问：“我再尝一小口？”让姐姐哭笑不得。杜毅告诉记者，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她每天吃不下东西，吃一个元宵或者一个饺子，就会让她撑得难受。“我家的菲佣最头疼做饭，说我原来吃的是‘猫食’，现在吃的是‘鸟食’。而妹妹更可怜，有糖尿病，想吃又不能吃。”杜毅无奈地说，妹妹每天都在和病魔抗争，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记者感到不解，姐妹俩无儿无女，经济条件优厚，完全可以找个舒适之地安享晚年，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杜毅说：“爸爸妈妈一辈子，只留给我们两样东西——要忠于祖国、热爱祖国；要学会坚强和忍耐。”两姐妹感叹，外界看到的，都是她们神采奕奕的一面，殊不知这背后，她们走过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

    一枝“白梅独秀”

    1944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其中包括杜毅和杜颖的父亲，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

    “爸爸牺牲得非常惨烈。他的狱友后来告诉我们，爸爸受过26种酷刑，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他上身，刑名‘穿马甲’；用烈焰烧下半身，刑名‘烘山药’。父亲皮肉被烧得嘶嘶作响……但他只说过一句话——‘我只求速死！’

    妈妈听后面色惨白，双手捂住耳朵，从此不吃、不睡、不语，我们都怕她精神失常了……”

    这是一段杜毅、杜颖最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惨遭杀害后，被毁尸灭迹。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还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但未找到。”

    杜重远1898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3岁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19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远近闻名的才女侯御之。

    杜颖拿出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侯御之穿着藕色团花和服。“这是妈妈从日本京都大学毕业时拍的，有人赞美她是一枝‘白梅独秀’。将妈妈比作梅花，不仅因为她貌美，而且饱含了对妈妈才华、努力和多舛命运的感叹。”

    侯御之1912年生于北京一个新派家庭。父亲是传教士，她从小便在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教育。“妈妈连年跳级，年仅8岁，就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远赴日本。少年时，她就有一种完美主义，加上日本人笑话她是‘小支那女子’，为赌一口气，她门门功课都要满分。妈妈18岁大学毕业，22岁就成为我国第一位留日法学女博士。”

    侯御之能讲7国语言，会唱意大利歌剧，会弹奏钢琴。当时有不少人尊称她为“公主殿下”，为她的才貌所倾倒。

    杜颖说：“妈妈在日本参加了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的爱国学生运动，常听爸爸在‘同学会’演讲，他们从此相识。”

    1927年，学成回国的杜重远在沈阳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1929年，杜重远任奉天省（今辽宁）总商会副会长，颇得张学良赏识，被聘为秘书，专门帮助张处理对日外交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晚，杜重远被张学良电话“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所震惊。1931年底，激愤、苦闷的他，离开了张学良，去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

    不传消息但传情

    1932年秋，远在日本的侯御之，听到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坚决放弃了许多日本高等学府的聘用机会，匆匆赶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命运的安排，让她与杜重远再次相逢。

    其实，早在日本，杜重远就开始苦苦追求侯御之。他的书信塞满了侯御之的书桌。然而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和侯御之志同道合的杜重远，还是遭到了拒绝。“因为爸爸曾有过一段封建包办婚姻，还有4个女儿。虽然已离婚，但母亲从小那么出众，她不想背负不好的名声。”杜毅解释说。

    后来，侯御之甚至连杜重远的信也不再收了。北平重逢后，杜重远为了打动她，便做了一只风筝，挂在她宿舍的窗户底下。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但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杜毅说：“父亲当时已三十几岁，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说明他是一个很浪漫，很锲而不舍的人，我觉得这种精神很伟大。”

    正是这只风筝，感动了侯御之。1932年底，他们在北京订婚。第二年，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杜重远买下了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豪宅。“并不是爸爸妈妈在国难之际苛求奢华，而是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杜重远当时已与周恩来、潘汉年取得了联系，正在国民党高层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新婚第三夜，他即离家，赶去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在绥远（今呼和浩特市）举行的成立大会。在他们婚后的10年中，夫妇俩一直聚少离多。

    只要杜重远在上海，家中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高朋满座，川流不息。堂会、舞会、茶会……这些都是掩护，实际这里是爱国人士秘密接头的地方。“当时，汪精卫的特务和日寇，已经注意到我们这里不对劲，也在暗中观察。”

    一天深夜，杜重远与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等人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一队混有日本人、汉奸的“夜访者”，气势汹汹上门查问。“妈妈通知爸爸的同时，迅速换上了一身华贵的日本和服，傲慢地出现在日本人面前。她用纯熟的日语，说出很多她所知晓的日军高层关系，吓得日本人连连道歉，仓皇逃走。”

    1935年，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因鼓吹抗日而被捕。在狱中，他向前来探望的东北军将领表示，要“反蒋抗日”。他给张学良写了《建议书》，劝张“停止‘剿共’，保存实力”；又给杨虎城写信，力劝东北、西北两军之间解除误会，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如火如荼的群众爱国运动，感染了张学良。他一方面开始设法营救在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另一方面，开始向熟识的抗日爱国人士征询出路和建议。第一时间，张学良就想到了自己颇为赏识的杜重远。

    画楼重上与谁同

    1935年12月，杜重远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看病。张学良乘专机由南京飞往上海，当晚，便去探视杜重远。他们见面后相拥而泣，杜重远直率地批判了张学良过去的做法，并向他提出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

    杜毅说：“张学良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又秉性爽直的人，听了父亲的话，立刻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之后，张学良几次私下与杜重远进行秘密接触。

    1936年，杜重远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对促成“西安事变”起到了巨大作用。杜重远因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西安事变”后被陈立夫押送南京。“爸爸在机场与妈妈话别。妈妈身心交瘁，摇摇欲倒。”

    随着国共合作重启，杜重远获得释放，但当时形势更为严峻。日寇四处通缉杜重远，密令追杀。“爸爸不得不改名换姓，与妈妈一夜三迁宿地。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和妈妈在美国的亲友，都力劝他们去美国，然而他们却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

    1939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侯御之与杜重远来到了荒凉的新疆。

    杜颖说：“妈妈从小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此行她带了40多个箱子，遭到父亲的批评。她不知道新疆那么苦，连条路都没有，全是牛粪羊粪，一下车就吓傻了，和爸爸发脾气，说爸爸骗了她。”即便如此，侯御之还是留了下来。

    5年的颠沛、艰辛，她都忍受过来。

    他们的3个孩子杜毅、杜任、杜颖相继出生。然而，大难终于降临。杜毅曾听妈妈辛酸地回忆：“那是我终生难忘之夜，塞外的初夏凉气袭人，晚饭时，盛世才的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了进来，翻箱倒柜，‘请’走了你爸爸。我站在门外，望着囚车远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和你们父亲的永别”。

    杜重远被害4个月后，侯御之才得知这一噩耗。然而，阴狠的盛世才并未善罢甘休，他妄图用传染病陷杜重远家人于死地。“妈妈和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的结核病院，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大口咳血的女病人。我们都被传染上了肺病。”

    “妈妈说：‘孩子们，我们不能死！’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在北风凛冽的午夜，早已饥寒交迫的我们根本无法入睡。恍惚间，妈妈从箱子里翻出瓶瓶罐罐，喂我们吃一种有些怪味的果酱，并要我们大量喝水。从此白天我们卧床不动，保存体力；夜间避开看守，吃三次果酱，每人每次一匙，妈妈半匙。就是这些从内地带来的、已经发霉的果酱，维持了我们几个月的生命，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侯御之带着3个重病的孩子回到了上海。杜毅至今难忘：“妈妈在我们的老房子外面站了很久，泪珠慢慢滚下，她说——画楼重上与谁同？”

    有一天下午，杜颖忽然听到弟弟在后花园里哭，“原来妈妈做了一只风筝，写着‘不传消息但传情’，弟弟放飞时绳子断了，风筝扶摇直上云端。弟弟大哭。妈妈蹲下身来对他说：‘那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绳子不断，怎能飞到爸爸那里？’弟弟似懂非懂，抹干了眼泪。可见妈妈的心里，一直深深地爱着爸爸。”

    没有精力谈情说爱

    杜颖说：“了解妈妈的人，都说妈妈太单纯了，是完美主义者。”回到上海后，侯御之不乏追求者，但她毫不动心，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女身上。

    然而，孩子们在新疆染上的结核病开始恶化，杜毅说：“我们开始出现并发症。我是胸膜炎，后转为肾结核；弟弟是腹膜炎；妹妹最危险，生了一种胶原病，血液方面的病，全身性大出血。”3年中，侯御之接到了医院的7次病危通知。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个曾经的大小姐，能在如此艰苦的境遇下，让3个孩子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我们终于熬过了结核病的危险期，但妈妈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快是上大学的年龄了，还未系统地上过一天小学、中学。”

    接下来，侯御之用3年时间，教会了子女12年的中小学课程。1963年，杜家三子女分别报考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并被高分录取，一时在沪上传为美谈。

    侯御之非常注重孩子的家教和待人接物的礼仪。“妈妈要是带我们出去，不仅要把每个人打扮漂亮，还要求几个人在一起的穿戴要和谐。最后，为了整齐美观，我们干脆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侯御之苦尽甘来，却在这时一病不起，查出肺癌。杜毅回忆：“当时我和妹妹分工，我负责照顾妈妈，她负责在香港打拼生意。”

    杜颖说：“我们一家人，等于后半辈子全都在和病魔抗争，次次都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哪有精力去谈情说爱，享受生活。”

    1990年，就在侯御之病重期间，家中的独子，杜重远最疼爱的小儿子杜任，因心肌梗塞早逝。“妈妈到去世，也不知道弟弟已经没了。我们一直骗她，说弟弟在香港创业。”

    1998年，侯御之在上海去世，终年86岁。杜毅感慨地说：“多少人都说我妈妈是生不逢时。她才貌超群，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美好卓绝的东西，多半会被摧毁。妈妈从不后悔她所走过的路，她说，一是因为她嫁给了爸爸；二是因为她和爸爸都没有愧对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