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非正常死亡调查

本刊记者李荣刚《环球人物》（）

有心者不难发现，近几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有贪官因劣迹败露而畏罪自杀的；有不堪官场压力而寻短见的；有秉公执法遭遇歹徒报复而牺牲的；还有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的……

在位官员遭遇非正常死亡，有时并不意味着单纯的“事故”，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人们深思。

一桩悬案：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之死

2月19日，有境外媒体报道称，58岁的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张胜利跳楼身亡，该局已向员工下达封口令，要求对外统一口径，称其因病去世。报道一出，舆论哗然，人们纷纷猜测张胜利的真实死因。直到20日下午3点50分，工业和信息化部才在官方网站上以《我部无线电管理局张胜利局长因病不幸去世》一文辟谣说：“张胜利同志因工作任务繁重，积劳成疾，于2009年2月17日12时，不慎从4层楼梯处摔下，坠落到1层地面，不幸意外去世。”

死因扑朔迷离

2月17日下午，张胜利去世当天，已有敏锐的媒体记者闻讯前往无线电管理局办公室求证。传达室人员表示，未听说有自杀事件，对于张胜利是否健在，传达室人员不予正面回答。2月20日上午，《环球人物》记者致电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办公室，办公室人员对张胜利的去世未予否认，“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要记者向部办公厅了解情况。

21日上午，《环球人物》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西城区北礼士路80号的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办公大楼所在地。由于是周末，偌大的办公大楼格外寂静，只有少量人员出入。而在无线电管理局传达室，工作人员以“非内部人员”为由，禁止记者进入。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从17日出事后一直到19日上午，国家无线电管理局门外始终有警车停靠，得知记者的身份后，他说：“你别指望能进入管理局，这几天没有一个记者能成功进去采访。”

“听说他上有80多岁的父母，下有一个儿子，真是可惜了。”一位事发时在场的内部员工对记者说：“17日中午，我正在无线电管理局门口，听说对面的办公楼有人从4楼摔下来了，我就凑过去看。当时死者的脸部都摔塌进去了，骨头也碎了。看现场的情况，我推测死者是从4楼直接摔下来的。”

此前的19日下午，公安部门对外公布的鉴定结果是：“张胜利因为高坠颅脑受伤去世”。记者据此采访了相关医学人士，对方称医学里只有“颅脑受伤”这一名词，所谓“高坠颅脑受伤”应该是指从高处坠落导致的颅脑受伤。

附近居民纷纷向记者印证了上述观点：“肯定是从4楼直接掉到1楼，不然不会摔得那么惨。”在居民的热心指引下，记者来到了与无线电管理局一路之隔的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这栋坐东朝西的白色4层建筑，正是张胜利殒命之地。

张胜利出事时所处的楼梯就在大楼北面，楼梯宽约1米，铺着灰色大理石，搭配1米高的镂空铁艺栏杆，难以想象张胜利如何能“不小心”翻越栏杆坠楼身亡。正当记者准备拍照时，有工作人员马上上前制止，记者向其询问张胜利的出事经过，工作人员拒绝作答并把记者请出了一楼大厅。

“君且去，休回顾”

对于张胜利的意外去世，很多网友纷纷上网表达惋惜与哀悼，一位称张胜利为老局长的网友吴照飞，连夜改写了南宋词人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以此悼念张胜利：“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君且去，休回顾。”

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上世纪70年代，张胜利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曾留校担任行政工作。学生储兵回忆说：“我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张胜利老师为人热情、忠厚，是我们系的团委书记，我当时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工作上常有接触。”不久后，张胜利从北京邮电大学调入邮电部工作，随后又赴西藏挂职多年。2004年3月，他升任国家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当时的无线电管理局，还隶属于信息产业部。200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无线电管理局归属于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张胜利留任原职。

去年下半年开始，工作上曝光率不高，行事低调的张胜利，因为“小灵通让位3G事件”，很快就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针对此事，国家无线电管理局不止一次表示，小灵通占用的1900－1920MHz频段应让位给TD－SCDMA及其运营商中国移动。小灵通和TD－SCDMA在物理层面并不具备可对接性，这就意味着小灵通的基站对TD－SCDMA毫无利用价值，中国电信和新联通为小灵通投资的上千亿元将化为乌有。与此同时，对于小灵通强行退市举措，众多消费者也心生不满，怨言甚多。有网友指出，张胜利“工作任务繁重，积劳成疾”正是由“小灵通让位3G”事件而引起。

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与网络上网友们齐声哀悼的气氛相反，住在无线电管理局附近的居民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少居民向记者透露，这几年，无线电管理局办公条件变化很大。一名知情人士指着无线电管理局大楼告诉记者：“你看，这栋楼有十层高，而每层的工作人员就十来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隔壁又租用了一栋面积更大的4层楼房，作为国家无线电频谱监测和检验中心，而为了装修这栋4层楼房，无线电管理局用了1千多万。”该知情人还告诉记者，现在官场有一个现象，领导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弄出一些工程，充实自己的腰包。

截止记者发稿，有关张胜利的真实死因仍存在不同争议，官方的一纸公告尚不能平息公众对事件背后真相的揣测。

一串事件：死于非命的官员们

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频频发生，仅今年2月，就有3位官员死于非命。在所有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官员的职务层级，从科级到副部级不等，以县处级、地厅级官员居多，占85％。这其中，除了极少部分官员死于“意外事故”，其他死于非命的官员多是自杀或他杀身亡。

“他杀”引发血案

“他杀”案件中，不乏犯罪分子针对高级官员的谋财害命，但更多源于权力产生的利益纠葛。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官员个人极容易成为利益受损者“复仇”的靶子。衡阳市珠晖区副区长邹传云之死，就是一例。

2004年6月10日，残疾人罗贤汉突然冲进衡阳市珠晖区政府大楼，将汽油泼洒在副区长邹传云与自己身上，并点火焚烧。烈火中，邹传云破窗跳下二楼，罗贤汉紧随其后跃下。尽管事后抢救及时，两人还是因伤势过重身亡。警方调查显示，该事件源于邹传云在整顿残疾人代步车非法运营期间，查扣了罗贤汉的三轮摩托车，对方被断了“衣食之源”，因而进行极端报复。

同样因为依法执行公务而引发报复杀人的，还有山西省吕梁地区药监局中阳分局局长高志全。2002年10月12日，他因查处无证经营且贩卖假药的私人诊所，被诊所老板的弟弟用刀捅死。

此外，当公职权力介入利益分配引发分赃不均时，也会让官员引火烧身。2006年，吉林珲春市原林业公安局副局长古某，在街上遭乱枪射杀；2007年，十堰市政协委员张孝国在停车场内遭遇枪杀。这些罪恶的幕后黑手，实际上都是官员经商时的合作伙伴。

官员遭遇“他杀”的另一大原因，是与同事、下属产生摩擦引发“仇杀”。2008年2月5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市委副书记王志平；2007年，山西大同市交警支队副教导员宋建忠因买官不成，用锤子杀害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都是因仇恨引发的惨剧。

“自杀”布满疑云

官员在位期间自杀，多与贪污腐化有关。2007年6月3日，天津政协主席宋平顺在办公室内自杀身亡。随后被媒体披露，此前宋平顺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调查结果称，宋平顺利用职权为港商谋取利益，包养情妇，生私生子，道德败坏。宋平顺成为继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后，畏罪自杀的最高级别官员。

2000年，牵涉厦门远华大案的湖里保税区海关关长施银平，在狱中用筷子戳向自己的喉咙身亡；2003年，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因私生活问题接受调查期间，自缢在自家卫生间水管上；2006年，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在当地纪委调查其经济问题过程中饮弹自尽……越来越多的贪官自寻绝路，究其原因，皆因从古至今官场上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一人身死，就一了百了。为了摆脱法律惩罚，保护同党和家人，自杀已经成为贪官们东窗事发后的最后一步棋。

此外，工作压力导致的心理问题，也是引发官员自杀的催化剂。河南省新郑市市长白虎林，在旁人的眼光中可谓“青年得志”，41岁时已任新郑市市委副书记、市长之职，口碑甚佳。然而，长期的工作压力、过高的自我期望值，使他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焦虑，最终于2005年1月27日，在办公室自缢身亡。

除了以上事出有因的自杀官员外，还有一部分官员属于情况不明自杀。其中，坠楼死亡案件最多，因为现场取证、分析困难等技术问题，使得此类案件往往难以定性，因而更显神秘。

一种态度：非正常死亡背后的反思

近年来，“死于非命”的官员数目触目惊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曾对媒体透露，仅在2003年上半年，中国就有1252名党员干部自杀，还不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命案的背后，百姓与政府对待官员死亡的态度，更令人深思。

对于在位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公众第一反应，往往是怀疑、鄙夷甚至“幸灾乐祸”，很多人直接把他们的死与贪污受贿的违法行为联系起来。据心理学专家分析，这一态度源于“仇恨权贵”的心理，在当前中国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官员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下降，有人甚至将官场视作“腐败”的代名词。官员一旦自杀，很容易引发公众对其道德的怀疑。

这些猜疑在舆论中不断发酵，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然而遗憾的是，面对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一些政府部门采取沉默和封锁消息的作法，试图减轻公众舆论的负面反应对部门的伤害，反而造成了百姓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国内某知名网站曾据此展开网上投票，在参与投票的8102名网友中，有89.48％希望政府及时公布准确消息，认为不应该公布的，仅占2.39%。

有不少网友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公众，政府应当事事对公众负责，而不应把目光仅仅盯在上级部门的要求上。真正尊重“公共精神”的政府，应该不但能表达民意，更能“回应民意”，这其中，就包括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质询。封锁消息，侵害公众知情权，只会加速流言和谣言的传播，反倒会损害政府官员的形象。

如何恰当处理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香港特区政府的作法可供借鉴。2003年，香港特区助理警务处长张之琛坠楼惨死，事发后不久，香港当局马上公布了调查结果，确认其为自杀，并向社会公开了张之琛遗书的内容，作为调查结果的佐证。因为处理得当，事件很快得到平息，政府形象得到维护，也没有引发民众的猜疑情绪。

当然，事后的处理永远也不及先期预防来得重要。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认为，只有紧抓心理与制度两方面建设，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

首先，官员也是普通人，也要面对各种生活、工作上的重负。对于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担、越发复杂的社会关系、各方面带来的诱惑，使官员承受的心理负担远远超于常人。心理抗压能力较差的官员遇到难题，往往不能得当处理，因此有心理学家建言，应当推出针对官员的心理辅导课程，以纾解官员心理压力。

其次，建立良好的制度也是预防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必要途径。邵道生认为，对待畏罪自杀的贪官，不应容许他们以死谢罪，应该追查到底，警示世人。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员，政府应当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只有当合理的制度健全起来之后，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才会重新得到充分正视，公众才不会再为自己的知情权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