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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3日，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北京人艺举行了老舍铜像揭幕仪式。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站在铜像旁，外貌与老舍十分相似。只不过，74岁的他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许多。
2月14日到22日，北京人艺连演8场老舍创作的话剧《茶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2月，北京人艺上演的几乎都是老舍先生的戏，其中最经典的《茶馆》，在人艺已经演出了500多场，舒乙已经记不清自己看过多少次了。
舒乙家在安定门外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到了楼下随便问谁，都可以准确地告诉你。舒乙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狭小的客厅里堆放着一些旧家具，墙上挂着舒乙画的画，其中一幅上有他自己的题字：唱一曲温柔的歌。
舒乙目前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创作和参加社会活动外，就是在家画画。不聊天时，舒乙看起来很严肃，但只要谈及父亲，他的语言就立刻变得生动有趣。
“他刚从美国回来，西服、领带、三接头皮鞋、手杖、扇子，这身打扮绝对是个怪物。”
老舍原名舒庆春，他创作的《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老舍的作品“京味”很浓，被认为是京派小说的代表，有人称他是“蜚声中外文坛的幽默大师”。
在舒乙的眼中，父亲虽然多数时候是严肃的，但只要“家里来了人，或者出去聚会，老舍就变成一个最幽默、热情、有意思的人”。
舒乙说：“老舍的一个爱好是喜欢请客，爱闹。把大家都招来，比如庆祝生日、节日，赏花、赏画、赏月，然后搞一个特别的聚餐。这种聚会通常到最后就是老舍一个人在那里说，大家静静地看着他。叶圣陶在日记中说过：我们就喜欢和老舍先生在一起，他不耍闹完了，我们绝不撤席。”
舒乙对记者说，父亲的另一个爱好是朗诵，经常在家里大声朗诵英文小说。老舍写出剧本，第一时间把剧院的院长、导演、演员找来，听他朗诵。演员们就从老舍朗诵的姿势和语言里找将来演戏的根据。“老舍认为自己作品里最好的是《四世同堂》，之前最好的是《离婚》，还有一个他在重庆写的，叫《归去来兮》。他说过这三部作品是他比较喜欢的。”
舒乙说，老舍“在解放初的文艺界是个怪人”， “当时人们都穿干部服。他刚从美国回来，西服、领带、三接头皮鞋、手杖、扇子，这身打扮绝对是个怪物。”不过，穿着洋派的老舍实际上保留了很多满族人的生活习性，“在家里，他穿一个狐狸皮的对襟皮袄，一双布鞋外套一个大毡子拖鞋，整个一个中国老头。”
老舍还喜欢折扇，经常是扇不离手。因为扇子本身是好几种艺术的结合体，扇骨、扇面、扇坠都很讲究。“你看他的照片张张有扇子。假如说他一天有三场活动，他换三把。毛主席接见他，根本就不热，他也拿着扇子。毛主席根本不看他，看那扇子。”
“他8月24日不死，9月24日死，1966年不死，1967年死，肯定是走这条路。”
接受采访时，舒乙习惯称父亲为“老舍先生”。他说这和他如今作为老舍研究者的身份有关。事实上，舒乙43岁以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舒乙早年留学苏联，是林业方面的工程师。
从1978年开始，舒乙利用业余时间走访了100多人，写成散文《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连载。
“我是工程师，不是搞文学的。父亲平反以后，很多人要了解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童年。他自己没有写过很完整的自传，也没有他的传记。我那时候接受了这个任务”，舒乙说。
“当时刚刚有点入门，开始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老舍小时候就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他上小学时家里很穷，有上顿没下顿的。中午回家吃饭，经常是掀开锅盖，里头空空如也。他回学校，根本不吱声，就那么饿着肚子上课。”
1966年8月24日，老舍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关于老舍的死，舒乙认为，“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把骨气看得特别重要。‘文革’中他受迫害，不能受辱。我曾经说过，他8月24日不死，9月24日死，1966年不死，1967年死，肯定是走这条路。”舒乙说，1941年日本侵略军进逼重庆时，别人问老舍怎么办，老舍说：“北边是滔滔的嘉陵江，那儿是我的归宿。”有老舍给朋友的书信为证，他在信中写道：“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没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
“他有大爱，心胸非常博大，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1984年，舒乙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开馆后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对老舍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舒乙说：“我觉得这几年对老舍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他自己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就是勤劳，我以前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现在就不这样想，老舍最大的特点是他有大爱，心胸非常博大，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舒乙认为老舍有一种和劳动者打成一片的天性，“他总是平等待人，所以能写出能够流传，让大家都喜欢、感动的东西。”舒乙回忆说：“我们当时住平房，每年都要上房修房子、拔草，有瓦匠在上面工作。他写作休息出来，两个人对话，两句话瓦匠就下来了，跑去和他一块儿抽烟喝茶。他跟这些人完全是一种朋友、亲人的关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也看到了父亲在时代大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代表性。“他们这一批人，也就是五四的启蒙者们，恰好赶上了私塾的末班车，所以唐诗宋词、‘四书’‘五经’都倒背如流，古典文化素养深厚。同时，这些人也纷纷留学，了解了大量西方的政治、科学、文化知识。可以说，正是那样的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批人。”在舒乙看来，老舍可说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典型：他活了67岁，有近10年在国外。这10年里，老舍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思想，也形成他看问题的独特视角。正是这种独立的思考和个性的东西，使他在文艺上永远不会被时代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