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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教师坚守“悬崖小学”19年

本刊特约记者 蒋 伟 《 环球人物 》(

    记者手记 

    这里是大凉山最偏僻、最艰苦的山村彝寨。 

    从湍急的大渡河上过吊桥,沿着“之”字型羊肠小道爬上90度的山崖,再攀过5架用圆木和树杆、铁丝绑成的天梯,我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悬崖小学”——二坪村小学。我这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五六个小时的上山路,已经让我的脚上打满了血泡。我先是歇一口气,爬一段山,后来索性求助有马的村民,帮我驮着行李,勉强上行。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路程最艰难的采访。 

    最危险的是爬天梯,梯子5米长左右,天梯几乎和悬崖垂直成90度,四周没有任何护栏,脚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不时有松动的碎石落下。往上一踩就让我双腿发麻,有一种高空的眩晕。这样的天梯咬牙挨过了三道,心里还没有恢复平静,突然发现前面竟然还有第四道、第五道,比前三道还陡! 

    第一眼看到“悬崖小学”,让我难以置信,绝壁之上竟然会存在着如此神圣的地方!学生们的欢笑打破了大山的沉寂。老师和学生们用庄严的升旗仪式欢迎我的到来。李桂林老师专注地踩着一台旧脚踏风琴,弹奏起国歌,孩子们行少先队礼,庄严而肃穆。国旗是李老师2000年从县城买来的,已经用了整整9年。李老师说——“因为有这面国旗,才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在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有一所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彝寨小学。学校四周是万丈深渊,下面是奔腾的大渡河,学生上下学要爬5道极其艰险的天梯才能进入。李桂林、陆建芬夫妻,已经在这里坚守了19年。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默默无闻地播撒着知识的种子,让这个远近闻名的“文盲村”变成了“文化村”。 

    2009年2月5日,李桂林、陆建芬走出大山,站在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的领奖台上。李桂林的话,让全场安静下来:“我们是平平凡凡的山村教师,贫困山区要想改变落后的面貌必须靠教育,如果没有接班人,只要我能爬得动,就要在悬崖上教孩子们……” 

    猴子才能爬上的悬崖 

    二坪村小学,被当地人称为“悬崖小学”。学校建在海拔2800多米的山顶平地上,几个彝族村寨散落在附近的山腰上。这座有两栋房子和一小块水泥操场的学校,是周围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学校有80个彝族学生,其中17人住在悬崖下,要爬天梯上学,他们全都靠李桂林夫妇接送。 

    通往“悬崖小学”的天梯,总共40多米,当地人号称只有猴子才能上去。山上12岁以下的孩子,若没有大人的陪同,决不允许下山。 

    11岁的彝族小姑娘阿呷卡拉整理好了书包,她背对着悬崖,一手抓着藤条,一手由老师李桂林牵着,右脚探好梯子的位置,再把左脚也缓缓伸下去。她身后还有16个同伴,大家像猿猴一样依次攀援而下。脚下,是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四周,是层峦叠嶂的大峡谷。天梯下,李老师的妻子陆建芬在接她。“手抓紧,脚踩实了!”两位老师全神贯注地盯着学生的每一个动作,用彝语不断提醒。 

    周一和周五,是李桂林夫妇最忙的日子,他们要接送学生们过5道天梯,小一点的孩子不敢自己走,李老师背着他们上上下下。背一个孩子下去,就得重复上下两次,按这样计算,背五六个孩子,李老师每次都要攀爬将近400米,相当于百层楼的高度。陡峭绝壁,踩空一步就有生命危险。在这样极度危险、恶劣的环境下,二坪村小学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至今,二坪村小学已有7届毕业生,学生达189人。村里的年青人告别了文盲的历史,开始走出大山。 

    夫妻俩一起上“天梯” 

    1990年,乡干部把会彝汉双语的李桂林请到二坪村小学支教。李桂林原本在山下的乡镇教书,生活条件与二坪村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刚来时,天梯是用藤条绑的,现在安全多了,换上了铁丝。”回忆起第一次来二坪村的情景,李桂林说他仍然一身冷汗。 

    李桂林记得,第一次走进这个悬崖上的村寨,天已经黑了,村民们打着火把来山腰接他,吃晚饭的时候,纯朴的山民宰杀了家里仅有的老母鸡,像过年一样招待他。乡干部告诉他,学校因缺教师已经断断续续停学10年,村子是远近闻名的文盲村,很多村民甚至连钱币都不认识。村寨的贫穷落后,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神,让李桂林感到心酸。 

    从二坪村回来后,李桂林的心中一直不能平静。眼看就要到9月份开学的日子了,他做出了重要的决定——上悬崖当老师!“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去那么艰险、野蛮的地方,你不要命了?我们都老了,难道二坪的孩子比你父母还重要吗?”父亲的话深深击痛了李桂林,他不得已含着泪骗父亲说,那边条件还不错,只是去试一试。”老父亲哪里想到,儿子这一试,就是19个春秋。 

    “我要用我的力量和热情去改变这个愚昧落后的村庄,实现人生的价值……”李桂林到了二坪村,跟村民们一起修好被泥石流冲垮的校舍,朗朗的书声重新在悬崖边回荡。 

    由于停学时间太长,很多适龄儿童需要上学。一年后,新问题出现了,学生增加,急需再招一个老师。李桂林说:“要找到愿意来悬崖上教书的老师,简直比登天还难。很多人听到‘天梯’就吓退了,甚至讽刺‘你应该去请探险家……’” 

    开学临近,一筹莫展的李桂林把视线转向了同样懂彝汉双语的妻子陆建芬。这次老父亲真急了:“你甘愿去受苦我们管不住,竟然还把妻儿带上山,出了事怎么办?孩子生病怎么办?在那个猴多人少的地方,不把孩子也教成猴子了!” 

    深明大义的妻子,为支持丈夫完成夙愿,找到当过30多年人民教师的父亲,“先说服我的父亲,再说服公公”。就这样,夫妇俩离开了年迈的家人,一起登上了悬崖。 

    李桂林心里很清楚,这里太需要他,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贵如金。山上没有医院,他学会了看病,从老家买来常用药品放在学校备用,他还学会了给学生剪发。山上冷,冬天没有蔬菜,就连续吃两三个月的酸菜洋芋汤。 

    危险已成习惯 

    19个年头里,李桂林对天梯由恐惧、胆怯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然而,惊险仍然无处不在。一次,李桂林爬天梯时,藤条突然断了,身子滑向悬崖,幸好几米处有灌木支撑着他,才捡了条性命。看着满脸是血,伤痕累累的丈夫,妻子和他抱头痛哭。 

    1996年夏的一天,山洪暴发,李桂林正在接学生。当他抱着一个小学生过山沟时,一股急流冲来,他们被滑进了沟中。情急下,李桂林用尽全力把学生抛向岸边,自己却被急流冲走了。可能是李桂林的行为感动了上苍,他的身体被挂在了树桩上,得以脱险。 

    还有一次,他去山下的学校开会,散会回山时天色已晚。为了赶在第二天上课,他摸黑爬上了天梯。当他刚爬第一段木梯时,腿突然抽筋摔倒在地。天色已黑,上下山都很危险,他就这样独自在岩脚下生火取暖过夜。那一夜,寒冷、黑暗和野兽的嚎叫,都没有让他感到害怕,他只是惦记着学校。第二天,孩子和妻子看到的是兴冲冲归来的李桂林,他没有告诉身边人自己的遭遇。 

    这样的事情,李桂林讲也讲不完。 

    心甘情愿选择清贫 

    陆建芬的堂哥是县里有名的矿老板,看到堂妹过得那么苦,那么穷,1993年,他就多次叫李桂林去矿上当会计,每月收入1200元。当时李桂林教书的月收入只有100元。但他没有动摇。 

    1996年至1997年,李桂林被上级安排到会理师范学校学习,当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才1岁半。教学忙不过来,他再三请求有文化的舅舅帮忙上山来学校代课。勉强教满一年后,舅舅告诉他们:“在矿山当民工也比在你这里强百倍,我宁可讨饭也不愿呆在这里了……” 

    那一年,妻子陆建芬最辛苦。一次,她病得厉害,两个孩子哭着叫饿,她只好让7岁的哥哥背着弟弟到村民家找吃的。病情越来越重,她请村民背了50斤玉米,通过危险的山道送到镇上卖了8元钱,去买药。苦和泪陆建芬都忍过来了,她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丈夫。 

    2001年,诱惑再一次摆在夫妇俩人面前。陆建芬的弟弟在西班牙做生意并成了家,他提出请陆建芬给自己看孩子,月薪60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而这时,陆建芬的收入是每月230元。 

    陆建芬说,她开始动过心,但看到孩子们的眼神马上打消了念头。“我去挣钱,山上的孩子们怎么办?”她含泪婉言谢绝了小弟。“其实我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工资,就连在城里吃顿饭都不够。但我还是不忍心丢下这些孩子,这里的乡亲和孩子给我们的这份情,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悬崖小学”至今没有通电,李桂林和村民集资买了水力发电机,可由于电压不稳,经常停电,他们现在还只能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村里祖祖辈辈都靠背水喝,直到2008年李桂林用内弟从国外寄来的钱,才给村里修了自来水。 

    现在,42岁的李桂林每月工资800多元,妻子还是一名代课老师,每月仅有230元。他们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念高中和初中,家里欠着近万元的债。但是李桂林最为担心的,是将来老了没有接班人,他很想从自己的学生中挑出一位。 

    “我想当老师,跟李老师一样教书。”下山的路上,学生阿呷卡拉认真地对记者说,“长大了,我要给学校装个电梯,不用爬天梯就能上学。就是不知道城里的电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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