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外孙女晚年贫苦

    在上海虹口区东江湾路，有一栋已有50多年历史的老宿舍楼，楼道里阴暗破旧，房间的木门早已开裂掉漆。一阵寒风吹来，满是灰尘的木楼梯吱吱作响，让人不免怀疑，这里是否还有住户。记者摸索着走进了一楼，在最外侧的木门上敲了几下，房门慢慢地开了。 

    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果然住在这里。如今，她已87岁高龄。 

    清末民初，风云激变，群雄轮番登场。合肥人段祺瑞，便是这一时期一个绝不容忽视的大人物。当年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中有三名大将，人称北洋三杰的“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段祺瑞风头最劲。他在清朝时就已官至一品；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直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 

    醉心权术的段祺瑞，绝不会想到自己最为疼爱的外孙女，晚年的生活会如此贫寒： 

    袁迪新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小儿子和儿媳都下了岗。家中的两间卧室分别住着两个儿子的全家，袁迪新则睡在客厅里，进门便是一张大床，床头堆放着一些书籍和杂物。袁家的厨房是自己外接的，锅碗瓢盆等用具都非常陈旧，在当今城市的普通人家已很难见到。 

    “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家的房子大，规矩也大（多）。别人都说外公严肃，但是他对我却非常慈爱。”在记者来访的前两天，袁迪新不小心摔坏了腿，只能坐在椅子上谈话。但她看上去精神矍铄，说话思维清晰，声音清亮，只是一只眼睛视力不太好。 

    袁迪新衣着非常朴素，但从她的神韵中，仍能看出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 

    段家和袁家的联姻 

    跟大多数军阀嗜财如命不同，段祺瑞不爱钱，只爱色，妻妾成群。前后有过二妻五妾。一大家子人也不置产业，下野之后住的房子都是别人送的。 

    段祺瑞当时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是袁世凯的女婿。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了段祺瑞，段家后辈称其张太夫人。张佩蘅原本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在袁府很受尊崇，袁府上下都称她大小姐。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xùn），便是段祺瑞和这位张太夫人所生。 

    袁迪新父母的婚姻，是段家和袁家，这两个最具权势家族的二度联姻，在当时十分轰动。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nài）是袁世凯的侄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辅有三房姨太太，只有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又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全家视为珍宝。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庄28岁就去世了，生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唯一被袁家肯定的，就是促成了儿子和段家的婚事。当年，袁克庄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宦游，结识了袁世凯幕府里的许多要人，段祺瑞是其中之一，两人称兄道弟，非常亲近。说来也巧，他们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上了孩子。一天，袁克庄和段祺瑞酒后起意：“两个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一男一女，就做夫妻吧”“好主意！” 

    不久，段家生了女儿段式巽，袁家生了儿子袁家鼐。当时，这两个孩子有点“阴阳失调”：段家女儿早生下来一个月，长得胖胖大大，敢哭敢叫，性格泼辣；袁家儿子个头矮小，老实懦弱。他们成年后，段祺瑞按照约定，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 

    1922年，袁迪新出生了。因为赶上农历七月，她的小名叫“织姑”。小织姑出生时，袁世凯已经去世多年，袁家在京城早就风光不再，但在河南彰德，还有很大的场面。袁迪新告诉记者：“我没见过祖父，但是曾祖父袁世辅还活着。他喜欢抽大烟，满院子种的都是罂粟花，家人特地嘱咐我不能去采，说花汁沾到手上要烂手的。” 

    小织姑6岁时，曾祖父去世了。当时曾祖父最小的姨太太太只有18岁。“她叫董必然，是袁家买来的丫头，名字挺高雅，命却非常苦，18岁守寡，再没嫁人。老太爷死了，她就服侍父亲，父亲去世后又服侍我，又帮我带大了4个孩子，在袁家服侍了四代人。”袁迪新视董姨太比亲生母亲还亲，她一直将董姨太带在身边，直到1976年董姨太去世。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三代单传，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袁迪新受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据说，因为段式巽奶水少，袁家曾经连续用了八个奶妈，才把袁迪新的胃口搞定。可惜，袁家鼐体弱多病，只活了49岁。 

    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 

    袁迪新的曾祖父去世后，段式巽索性带着6岁的袁迪新搬回了娘家。 

    “我的父母是指腹为婚的，他们一直没有感情，生了我之后没有再生的打算。虽然我是独生女，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父母对我都很疏远。唯一疼爱我的，就是外公了。”袁迪新说。 

    1926年，北洋政府由段祺瑞执政。3月18日，北平学生因抗议日本等八国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军备的无理通牒，举行“三·一八”请愿游行。段祺瑞政府悍然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同仇敌忾，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人士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鲁迅先生更是连续写下七篇檄文表示愤慨，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其中之一。 

    在强大的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以“正道居士”自居，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袁迪新便是在退隐的外公身边长大的。 

    袁迪新说：“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一些详细的生活细节，袁迪新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外公在天津的住所很大，有前楼、后楼、侧楼、花园、球场。外公住在前楼底层，外婆和三个姨太太住在二层；后面一栋楼，我们住。” 

    袁迪新在天津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那时家里吃饭，都是自己定时间，一个人一桌，全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便过年，一起吃饭的时间也很短。”袁迪新最害怕全家一起吃饭，“不能出声音，只能吃眼前的，吃完了不能走，要等大家都吃完了，把筷子平放在碗上才能离开。” 

    袁迪新从小备受外公宠爱。她穿的所有皮鞋都是段祺瑞买的。袁迪新说：“外公吩咐专人去给我买鞋，一模一样的鞋买不同的码，一双比一双大。因为都是一样的款式，后来我都穿腻了，还表示过抗议。”段祺瑞家的院子里种了很多牡丹，红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外公从不允许其他人摘，唯独我例外。” 

    袁迪新年龄稍大些，段祺瑞还专门给她请了女教师。“外公的思想很超前，那时就让我们学英语。后来，我的六姨、小姨和小舅都和我一起念书，但他们都念得不好，经常旷课。 

    每天下课，袁迪新总会兴冲冲地去给外公请安，“外公有时在下棋，有时在打麻将，他会叫：‘小织过来’，然后让我念诗，看我写的作文。只要他打牌，就会赏我两块大洋。我对钱没有概念，每次都给了奶妈。我想我的奶妈应该发财了。” 

    袁迪新说，家里人都很害怕她的母亲段式巽。“母亲性格倔强，我行我素，有时很凶。她会因为菜不合胃口，就跑去厨房给大厨子一耳光。母亲决定了的事，没有人能改变。”段式巽因为没有儿子，曾把她大姐的儿子接到家来玩，可是等人家上门来要孩子，她死活不给，说“想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枪先把我打死！”最后家人无奈，只得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段式巽。 

    还有一件事，也让段家老小对段式巽另眼相看。“外公晚年病重，有传言说用至亲身上的肉做药引子吃，疗效会更好。母亲听罢立即从腿上剜下一块肉来，给外公做了药引子，家里人看得目瞪口呆。” 

    鸿雁传书的初恋 

    其实，段祺瑞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像小外孙女眼中看到的那样平静，当时日本人加紧拉拢他，想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在华北地区建立傀儡政府。为了不使段祺瑞落入日本人手中，蒋介石也积极筹划，接段祺瑞南下颐养。1933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段祺瑞考虑再三，接受蒋介石邀请，到上海定居。 

    袁迪新记得，他们在上海时住在淮海路的上海新村，“蒋介石经常来看外公，我们一见他就说‘老蒋来了’，他瘦瘦的，高高的，样子比较严肃，每次都穿着大长袍子。”袁迪新说，蒋介石总是称呼段祺瑞“老师”，“后来，他等于把我外公软禁了。外公每天就是念佛下棋，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你来就来，我也不主动求你。”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就此分家，每户分得几万银元。那时，14岁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华附中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发觉得和这个封建家庭格格不入，内心感到十分孤独。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谈话的机会却很少，她天天出去打牌，我上学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我放学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她从不过问我的事情，至于我的内心，更是无从体会。” 

    正值豆蔻年华的袁迪新出落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她学习成绩优异，英文尤佳，不少豪门子弟都倾心于她。但袁迪新心中，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义。“我们青梅竹马，其实他和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个德国人生的混血儿，后被舅母收养来的。” 

    段昌义在段家受到大家的轻视。袁迪新说：“我最初是同情他，觉得他可怜，和我一样内心孤独，就常常主动与他接近。他读书很好，谈吐和风度也不错。” 

    段昌义也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人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袁迪新沉浸在鸿雁传书的初恋中。母亲看起来也并没有反对他们来往。然而，突然有一天，母亲把袁迪新叫到身旁，告诉她已经为她订了亲。 

    “感觉如晴天霹雳，母亲自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让她的女儿也一样不幸！”那时，袁迪新刚刚考进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很多美好的梦想才刚刚展开。 

    袁迪新说，母亲是在麻将桌上敲定的“交易”。“男方的母亲外号叫‘观音’，长得很漂亮。他们家道中落，不知怎么骗取了母亲的同情，还和她结拜了干姊妹。” 

    袁迪新感叹：“解放前生在那样的封建家庭，母亲又如此跋扈，我无力反抗。”就这样，20岁的袁迪新和大她10岁的陌生男人徐某结了婚。段式巽给了女儿1万块大洋作为嫁妆，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数字。“母亲出手很大方，还给对方家里所有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皮衣，要裘皮还是白狐，随便他们挑选。” 

    得知袁迪新出嫁的消息，痛苦万分的段昌义索性去当了兵，永远地离开了段家。袁迪新并没有想到，这段婚姻彻底摧毁了她的人生，让她“变得体无完肤，心力交瘁。” 

    童年享福老来苦 

    婚后，正逢抗战时期。兵荒马乱中，袁迪新跟随丈夫从贵阳、昆明辗转桂林、缅甸，最后落脚重庆。途中生有一儿一女。一天，丈夫突然提出要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想法。“我很支持他，便把所有家当、首饰全都给了他。他抛下我和儿女，一个人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袁迪新收到了一封信，那是一张要求离婚的协议书。 

    “我当时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袁迪新一边叹息，一边拭着眼泪：“那时在国内，离婚是天大的事情，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我住进了公婆家，伺候他们一家老小。”袁迪新并没有因此感动丈夫，最终，她只能无奈地签字离婚。 

    袁迪新的初恋表哥在听说她的遭遇后，曾去找过她,并提出带她走，包括两个孩子也要。“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织姑了，配不上他……表哥最后去了台湾，很晚才成家。”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袁迪新一个人的身上。她带着儿女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手中的钱要么被合伙做生意的人骗了，要么就是打牌输光了。”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来到了北平，在国共停战谈判的军调部新闻处任翻译。当时军调部的三方代表是：共产党叶剑英、国民党蔡文治、美国人马丁。“我负责跟随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蔡文治。他当时是国民党内最年轻的将军，风流倜傥。我的具体工作是把中文新闻稿以最快的速度译成英文，供外国记者取用。”在军调部工作了6个月后，随着谈判失败，所有工作人员都散了，袁迪新又回到了上海。 

    从1948年起，袁迪新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英语，过着平凡的生活。后来，她和一位普通职员结了婚，又生了两儿两女。“由于门第之分，母亲坚决不同意我的婚事。我第一次反抗了她，卖了自己唯一的首饰，结了婚。” 

    “文革”中，袁迪新由于出身“双重豪门”，被造反派无休止地批斗。“我不怕，他们拍桌子，我也拍。说我出身不好，可谁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每次政治运动，我都难逃厄运。‘文革’后，我被下放到安徽农村接受改造，回到上海又参加了崇明围垦。” 

    1993年，92岁高龄的段式巽，在睡梦中与世长辞。“母亲直到最后，也没有对她的行为有过一点懊悔，她的个性很好强，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也从来不讲。”袁迪新送走了母亲，前几年又送走了她的丈夫。 

    如今，虽然家境贫寒，但袁迪新却过得很满足。她知道袁家有很多人后来都发达了，但却不愿与他们联系。“联系他们，不就是想和人家要钱吗？不！反正好日子我也过过，现在这样也可以了。” 

    采访结束时，头发花白的袁迪新向记者感慨：“这辈子我做过大小姐，也做过劳动者，作为女人，唯一的遗憾就是年轻时，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她打趣地念起了打油诗：“童年享福老来苦，不能一生都享福，甜酸苦辣轮流转，享过福来就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