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避风港”

    “地球是圆的，而不是一块煎饼。虽然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芬兰看似遥远而又神秘，但却是中国飞往欧洲的最佳中转站——从中国飞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只需要8个小时。”11月6日，贺诺宁在北京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他的国家和中芬航空合作。 

    现年47岁的贺诺宁，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来中国了。自从2006年接任芬兰航空总裁以来，他每年都要往返中芬两地数次，因为这里是芬兰航空最大的海外市场。 

    目光锁定中国 

    由于航班晚点，贺诺宁下飞机时，已是当天下午1点。他顾不上吃午饭，也来不及倒时差，便马不停蹄地赶往芬兰航空中国代表处。１个小时后，他坐在了记者面前，脸上没有一丝疲惫。 

    北京的深秋虽然不冷，但贺诺宁仍感觉到阵阵袭来的“寒意”。 

    美国华尔街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各国航空运输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全球已有几十家航空公司破产倒闭，由他掌管的芬兰航空日子也不好过。 

    “这真是个多事之秋。”贺诺宁轻轻叹了一口气。在他看来，欧美市场已经如同一片风雨交加的大海，航空公司难以找到“安全的港湾”。而就在不断往返中芬两地时，贺诺宁发现，中国市场受到的冲击不仅比欧美市场小得多，而且还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中国也许就是芬兰航空的“避风港”。 

    据预测，亚洲旅游人数将在未来10年内翻一番，增长至每年5000万人次。贺诺宁心里十分明白，中国日益增加的旅游人口，正是亚洲旅游市场不断向好的重要支撑。据悉，目前亚洲市场占芬兰航空全球业务量的50%左右，而中国市场又在芬兰航空的亚洲业务中占据了几乎半壁江山。 

    贺诺宁手中握有吸引亚洲旅客的一个重要砝码——由于赫尔辛基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使得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在亚洲至赫尔辛基航线的延长线上，这意味着从亚洲飞往欧洲的一些城市，如果从赫尔辛基转机，决不会多飞一点回头路，从而节省了时间。 

    为了拉近和中国乘客的距离，贺诺宁特地为每个飞往中国的航班都配备了两名中国乘务人员，在赫尔辛基机场还可以提供中文指导服务。 

    把目光锁定在中国，正是贺诺宁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总结出来的“制胜法宝”。他坦承：“芬兰航空之所以能够依然保持着发展的态势，这不得不归功于增长强劲的中国业务。” 

    从零售商到航空“黑马” 

    1984年，贺诺宁毕业于芬兰排名第二的高校土尔库大学的商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进入了贸易和零售业领域，他所学的国际营销学派上了用场。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贺诺宁被供职的公司外派到俄罗斯开拓业务，并管理着2000多名员工，7个百货公司。在那里，贺诺宁经历了俄罗斯的剧变。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贺诺宁依然清楚记得，“很难想象，三周内卢布的跌幅达到75%左右”。人们对当时的俄罗斯零售业市场很不看好，法国著名百货公司“老佛爷”在那时选择撤离俄罗斯市场。紧接着，就有了第二家、第三家百货公司撤离。然而，就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贺诺宁坚持了下来。随着竞争对手陆续撤出市场，他所领导的百货公司的业绩不降反升。凭借一股北欧人特有的耐力和坚韧，贺诺宁因祸得福，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很快，这个具有出色管理能力，处危不惊的芬兰人，被猎头公司“瞄”上了。2005年，他离开了已经为之工作11年的零售领域，加盟芬兰航空。2006年1月1日，他正式出任该公司总裁。 

    面对人生中的这一巨大变动，贺诺宁自信地解释说：“航空和贸易零售都是服务业，一样要租硬件设备，一样面对消费者，这些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几年后，贺诺宁以漂亮的财务报表证明了自身的实力：截至2007年底，芬兰航空总营业额增加到21.8亿欧元。在贺诺宁的带领下，芬兰航空成为业界的一匹“黑马”。 

    不过，这匹业界“黑马”如今却要面临一场重大的考验。今年第三季度，芬兰航空盈利280万欧元，与去年同期超过4000万欧元的盈利相比，这个数字显然不容乐观。贺诺宁说：“目前航空业的情况就是一场适者生存的斗争。” 

    两大爱好——航海和吃中国菜 

    寒冷的气候条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原因，使芬兰人形成了不畏风险、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贺诺宁更是其中的代表。他告诉记者，从18岁开始，他就喜欢上了长途航海，“现实中我的工作是航空，可是我却又如此热爱航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非常有趣的巧合。” 

    两年前，贺诺宁曾参加过一场横跨大西洋的帆船比赛，“那场比赛共有240 多艘帆船参加，我们队获得了第四名。”为了这场不到三周的比赛，包括贺诺宁在内的7人小分队整整准备了3年的时间，“这次航海经历对我而言，是最难以忘怀的一次冒险经历”。比赛结束后，他专门出书记录了比赛的整个过程。 

    贺诺宁出身于一个运动世家，他的外祖父曾经在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摔跤比赛中获得奖牌，“这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誉”。去年11月，贺诺宁去洛杉矶出差，特意抽时间前往当年外祖父比赛的奥林匹克运动馆。“工作人员带我找到了当年摔跤比赛的照片，得奖名单上还有我外祖父的名字。” 

    除了运动，贺诺宁近几年中有了新的爱好——吃中国菜。只要来中国，他一定会去品尝中国菜。他曾与芬兰航空中国区总裁一起在一家并不显眼的餐馆用餐，“那里的菜好吃极了，结账时，每个人只花了１欧元”。贺诺宁还骄傲地告诉记者：“很多欧洲人觉得筷子很难用，可是我拿起筷子，一下子就上手了。” 

    贺诺宁可以流利地讲芬兰语、瑞典语、英语以及俄语4种语言，还可以简单地说德语。但他却皱着眉头，一脸苦恼地向记者坦承，和很多老外一样，他来中国后遇到最难的事就是学中文，“我怎么也搞不懂，中国人怎么能念出那么多音节。汉字也很难认，差一笔就变成了另一个字，而且不同的字组合起来的意思更是变化莫测，这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无异于猜谜”。 

    他谈话幽默风趣，不知不觉，采访接近尾声。当贺诺宁的助理第三次推门提醒时间的时候，记者才意识到时钟已指向下午五点钟，已接近晚餐时间，而贺诺宁还没有吃午饭。 

    临走前，记者打趣地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北欧国家的福利都不错，为什么您还要这么卖命地工作？” 

    “工作着的人才是有魅力的。你不觉得吗？”说完，他仰头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