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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方培林的电话多得接不过来，找他的人多数是浙江当地的中小企业主，目的大都只有一个——借钱。
当前，融资难是浙江温州等地一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受今年国家货币政策从紧、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及美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中小企业最为活跃的浙江温州等地，大量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甚至关停破产。身为温州首家担保公司董事长的方培林，自然成了一些老板们的“救星”。
在民间金融这一敏感领域，方培林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1984年，他成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私人银行——“方兴钱庄”。2000年，国家刚一出台《担保法》，方培林又立马成立了第一个担保公司。因此，方培林被认为是“玩钱”资历最深的人之一。
也许是国家“洞悉”到了浙江的不易，同时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年5月，央行及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江浙等地试行组建小额贷款公司；8月，央行又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建议给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并适时推出 《放贷人条例》；9月下旬，浙江经过审批的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即将浮出水面。蛰伏了多年的民间金融，由此看到了一线阳光。这一刻，方培林已经等了24年。
镇政府“特批”的方兴钱庄
方培林给人的感觉并不像个商人。聊起天来，他满嘴都是“中央某文件中说……” 有的法规几乎是脱口而出，他桌上放着厚厚的《担保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翻开来几乎每页都有圈圈点点，俨然一个学者做派。
通俗地说，方培林目前所从事的担保业，就是“替人借钱”的工作。“我去年一年的借贷量就是1.5个亿！”说起去年的业绩，方培林难掩兴奋。事实上，方培林“玩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
那个时候，方培林的老家温州钱库镇以及整个温州个体商业飞速发展。方培林有个朋友做塑料生意，每天忙到镇上的狗都回窝了，才收摊回家。可回到家里，却要为把白天收进来的钱藏在哪个“保险”的墙角犯愁；而镇上的水果商贩，每天早上去城里进货，手头经常缺一两万的资金，可一去银行，不是银行没有开门，就是耽误上一整天也难拿到钱，只得四处求人。
当时还在一家国营医院当会计的方培林从中看到了商机——开钱庄，以高利率吸收资金，再以更高的利率借出，赚取利差。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钱庄这种“不劳而获” 的行当早已在新中国建立时就销声匿迹了。方培林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镇里专门召开了一个镇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案。两天后，当时的镇委书记黄德余对他说：“你一个人去办吧，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钱库钱庄（后更名为方兴钱庄）。”
1984年9月29日，钱庄开张的第一天，方培林在门上贴出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更为灵活的存贷表：定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活期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贷款利率为月息1.8%—2.1%，视情况而定。而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民间借款则高达3%—5%。方兴钱庄选择了中间道路：比银行利率高，比民间借款利率低。
钱庄开业第一天便顾客盈门。不料第二天，当地国有银行就上门查封。但镇上的领导是个“改革派”，出面力保钱庄。方培林的钱庄很快重新营业。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方兴钱庄24小时随到随存、随到随取；利息按小时计算。方培林夫妻俩就住在钱庄，每天笑吟吟地收进小商贩们的大把零钱，乐呵呵地将崭新的整钱贷给商贩们去进货。“到1985年，钱庄每月利差收入就有五六千元，零头都超过我在国营医院的工资了。”方培林不无得意地回忆道。
尽管如此，方培林的心却很难真正放下来。自从第一次银行上门来查封，他就已经意识到，他的“非正规军”身份终究是道难以逾越的槛。
为了获取合法身份，方培林多次向政府发出请求。1987年9月16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市委领导专门签字，让工商部门给方培林发了营业执照。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也向国家总行打报告为他申请“金融许可证”，最终未能获批。但不可回避的现实却是，当国有银行不能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时，势必将部分市场份额“让给”民间金融。方培林坦言，“因为有市场需求，又得到镇政府的默许，所以老顾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每年资金周转总额高达500万元。”
直到1989年，村村镇镇都开始设立农村信用社，方培林琢磨这个生意不好做了，于是把一笔笔存款亲自送回到每家每户，关闭了钱庄。拿着几年经营钱庄赚的钱，方培林每个交易日都到证券公司“无聊地打新股”。
借“担保”重出江湖
方培林并没有甘心隐去。就在钱庄关闭10年后的2000年，国家出台了《担保法》。在该法的司法解释中，原规定只能是双方间产生的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允许第三人介入，担保公司的出现成为可能。
方培林判断这是民间金融由“黑”转“白”的难得机会。他马上注册了第一家担保公司——温州方兴担保公司。为了避开国家和民间金融的“纠葛”，方培林耍了点小手段。他在名片后面做了这样的标注：“本公司为温州第一家担保公司，在全国首先推出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并经浙江省政府同意为温州唯一试点单位。”从中不难看到方培林意欲“投靠”政府的痕迹。“要想持续经营与民间金融相关的业务，是不能绕过政府的。”方培林感慨道，这也是他多年来体会最深的。
而名片上提到的“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是继私人钱庄之后，方培林又一“金融创新”。
“比如温州有个做建材的陈老板，用自己工厂的土地和厂房为固定资产抵押，找商业银行贷款400万元。他的土地加厂房市场价520万左右，银行照例打个折，资产估值只有500万。根据银行规定，最多只能贷给他固定资产70%的资金，也就是350万。还有50万的缺口怎么办呢？”方培林身子微微往椅背上一靠，卖了一下关子，“温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存单啊，我就收了几张家庭存单，凑了70万左右的存单拿去银行抵押，正好可以贷到50万左右的缺口资金。”
方培林将这一业务称为“万全之策”：“这样一来，银行贷款增加了50万，每月能多收贷款利息；企业除了向银行支付400万的贷款利息外，同时再给存单持有人每月0.5%左右的利息；而我作为担保公司，则赚取帮助企业所贷到款项的0.4%作佣金。” 最后他还不忘加一句：“过程中完全依照《担保法》及国家金融法规操作。”
尽管方培林本人在经营上力求平稳，但事实上，在温州像他这样因为赚到0.4%的佣金就满足的人已经很少。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在温州现存的200多个担保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中，相当一部分从事的其实是非法的高利贷业务，他们的佣金是方培林这类担保公司的10倍以上。
高利贷离温州人的生活很近。在温州人的印象中，“高利贷”为了保证回款，实现暴利，经常采取泼油漆、洒汽油、威胁绑架等一些极端的手段逼债。今年7月，温州永嘉市某企业主就因不堪忍受逼债带来的心理压力，服毒自杀。谈到高利贷高于担保公司10倍的利润，方培林以一种嘲讽的口气说：“风险太大，我们‘老年人’怕承受不住。”
做事低调，不合群
在温州，方培林虽然第一个开担保公司，但在担保行业中却以做事低调、喜欢单干、不合群著称。温州另一位担保公司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方培林说：“老方做事束手束脚，不是做大事的。”其言外之意是，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温州，方培林是个少数保守派。
在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的会员名单上，找不到方培林的名字。协会的负责人说，“方培林很散漫，从不参加我们的会议与活动。”虽然不参加协会的会，但方培林却很精于研究政策。在他的书柜里，存放着上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民间金融的相关资料，甚至某个商业银行内部发行的，他都有收藏。也正是对政策的熟悉，使得方培林这么多年来，能安全行走于敏感的民间金融领域。
当初的方兴钱庄是个“夫妻店”，但自从钱庄关闭后，方培林就没让老婆再插手业务，“毕竟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态度还没有明朗，我一个人‘半黑半白’就已经够了”。方培林的生活很简单。在他身上看不到温州人身上常见的阿玛尼衣服、LV皮包。50多岁的他，周末有时间就会去教堂，从不做“出格”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主在看着我做事”，这让他在温州这个充斥着商业气息的环境中，显得十分平和。
国家放行民间金融第一步
尽管民间金融目前仍存在各种争议与问题，但人们无法忽略其在民营经济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也开始正视民间金融已然存在，并日趋活跃的现实。有业内人士分析，今年自上而下连续出台的关于规范民间金融的相关条例，成为国家放行民间金融的第一步。而即将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凭借贷款利率不得超过规定的上限，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按照“小额、分散”来放贷等原则，成为民间金融的“标杆”。
然而，一心盼望被“收编”的方培林还是感受到了失望。尽管国家此次正式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添加了很多条件。比如国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而地方规定，每个区县只限一家，主发起人必须是“骨干、上规模”的民营企业。方培林被排除在这个标准之外。
当地政府也有自己的说法。一位温州官员解释说，由于想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非常多，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只有提高门槛。但根据温州金融办的统计，2006年温州流动性资本超过3000亿元，每年以大约14%的速度增加。此次温州仅有16个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明显是僧多粥少。
“只有真正放开市场，让市场竞争去降低资本的使用价格（利率），才能真正解决民间借贷的高利率的问题。”方培林对此深信不疑。
“民间金融存在20多年了，这感觉就如同早已经有了同居的事实存在，一直苦等国家发给一张结婚证。”在坚持的背后，方培林多少有些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