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全国人民的邓小平”

    北京西城区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座灰色大门、灰色围墙的院子。院里种了很多树，高大茂密的树枝伸出院墙，洒下片片绿荫。这里就是小平同志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家。他生前的警卫秘书张宝忠将军，就住在隔壁工作人员居住的院子里。 

    2008年7月31日早晨，记者如约前来采访张宝忠将军。“欢迎，欢迎，屋里请！”刚走到屋外的葡萄架下，就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张宝忠将军已热情地迎了出来。将军身材魁梧，体格健朗，行动灵活。记者怎么也看不出，眼前是位74岁的老人。 

    走进将军家不大的客厅，一眼就能看到右侧墙上挂着许多幅小平同志在不同时期的经典照片。我们的交谈也就自然而然地从这些照片开始了。 

    《环球人物》：大家都知道您还是一位摄影师，这些照片都是您给小平同志拍摄的吧？您是哪一年来到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 

    张宝忠：摄影师不敢当，我只是业余水平，但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我拍摄的。我这大半辈子，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一生都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参加工作后第二年，我就调入中南海，1954年被派到小平同志身边工作。那一年，小平同志50岁，我20岁。小平同志在家里不太爱说话，比较严肃，夫人卓琳则很和蔼。那时，除了他们自己的五个子女，刘伯承元帅以及一些亲友的孩子们，当时都在北京上学，每个周末都会到他们家里来，大家在一起，非常热闹融洽。时间长了，我也从感情上融入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得到了提高与锻炼。比如摄影，1978年，卓琳同志送给我一台照相机，我从此迷上了摄影。还有打桥牌，也是后来慢慢在小平同志身边看会的。现在这些爱好依然是我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些都只是业余水平。 

    《环球人物》：您跟随小平同志这么多年，听他提起过家乡的话题吗？他对家乡的感情如何？ 

    张宝忠：当然有啊。四川广安是小平同志的故乡。虽然他没有回过老家广安，但是去四川的次数却不少。小平同志始终深深眷恋着巴蜀大地，关注着家乡的建设，关怀着家乡的人民。 

    改革开放后，有一年我跟随小平同志去浙江考察。当时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也是四川人，他曾对小平同志说：“四川这些年发展得不够快啊，比不上其他省。”小平同志听后表示同意，他说：“是呀，应该发展得更好些。” 

    但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又把四川和全国一样看待。小平同志在世时，一分钱都没有特殊照顾过广安。因为在他心中，装着的是全国各省各族人民，邓小平不仅是广安和四川人民的邓小平，更是全国人民的邓小平。 

    《环球人物》：小平同志16岁离开老家后，就一直没有再回去过。现在，民间对小平同志没有回家乡的原因，也有很多传奇性的解释。比如，有人说是因为小平同志属“龙”，“龙”出了海是不能回头的。您对这些民间的说法怎么看？ 

    张宝忠：这些说法我都没有听说过。不过，小平同志是唯物主义者，这些封建迷信的想法他是不会有的。 

    要说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回老家，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工作特别忙。尤其在1956年当了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以后，就越发夜以继日地忙碌。他自己后来也说过“我的一生中最忙碌的就是那个时候”。另外，那个时候的交通、通信都不如现在发达，如果他不在，有些文件特别是急件就没办法处理。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需要他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因此人们授予他“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既普通又伟大的称号。这一阶段，他还常常要到经济特区进行视察。这些都要占用他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此他根本抽不出时间回老家看看。 

    第二个原因，那时咱们的国家还很穷，经济还很落后，小平同志没回家乡广安，是他不愿意惊动当地群众，不愿意给家乡添麻烦。劳民伤财的事小平同志绝不会做。当年广安的路非常不好，他如果要回家，当地肯定是要花很大一笔钱来维修道路。这样一来，本来广安的经济就比较落后，他再回趟家，你想地方搞接待要花多少钱？而且肯定要兴师动众。在小平同志看来，把接待他的这些钱用到广安经济的发展上，比他回趟家更有意义。 

    小平同志从来都怕国家为他多花一分钱，因此无论到哪里他都提出一定不要接送，不要惊动群众。“文革”以前也好，后来复出工作也好，都是这个要求。说到这儿，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小平同志的家自从1977年搬到这条胡同里以后，他就多次提出，一定不要妨碍周围群众的生活。有一次，北京市为美化市容要求“黄土不露天”，要把道路两边露出黄土的地方用砖铺起来。小平同志在胡同口看见了，就问我：“这个跟我们是不是有关系啊，人家是不是为我们特意铺的砖？”我赶紧解释说，这个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是整个北京在搞美化，他才放心了。 

    《环球人物》：小平同志一生“三落三起”，其中有“两落”都是在“文革”时期。当一个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回家乡，那么小平同志在这个时期为何也没有回老家看看呢？ 

    张宝忠：看起来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没有经历过“文革”。希望你们能熟悉这段历史，这对你们今后的工作，对国家都有好处，也能够使你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和怀念邓小平。“文革”时期，小平同志是没有自由的，更不可能回广安了。这种情况下，“文革”的确是他最不幸的时期。但是，小平同志胸有成竹，稳如泰山。他每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散步照常散步。 

    《环球人物》：1989年，小平同志正式退休了。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告老还乡”理所当然，退休以后的小平同志是否有过回家乡的想法？ 

    张宝忠：告老还乡那都是过去人的想法。说到退休，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小平同志正式宣布退休的那一天，在我们往家走的路上，小平同志就很兴奋地对我说：“张宝忠，我这回是老百姓了，我要去逛百货大楼！” 

    但是，考虑到安全原因，一直也没能找到合适的时机安排他去逛逛王府井百货大楼。后来到了1991年，我跟随他去上海，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晚上8点左右，我们挑选了个百货公司，在打烊之前，只许客人往外出，不许往里进的时侯，安排小平同志来到了百货公司。他显得非常高兴，当他来到卖铅笔的柜台前时，突然说想给孩子们买几支铅笔回去。当时我们全傻了，因为谁都没带钱啊，根本没想到要买东西。最后还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吴邦国掏出了10元钱付了账。 

    小平同志退休后，依然时刻关注着经济特区及全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才会有1992年的南巡讲话。对于回老家这个问题，当时也有人想请他回去看看，但他回答说：“免了，我老了，不要给家乡添麻烦了，希望一定要把家乡广安建设好。” 

    《环球人物》：除了上述这些原因，小平同志没回家乡是不是在政治上还有一些深刻的考虑呢？ 

    张宝忠：也许应该有。小平同志考虑问题比一般人都要深刻。他不回广安，也是为了爱护广安。你想，当年广安经济比较落后，如果他要回去或者老提到家乡，省里会怎么对待广安？小平同志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给家乡拨一分钱的话？因为他知道，全国比广安困难的地区还有不少，比如西北等地区。这是有他的政治考虑的。 

    小平同志有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逝世后，把眼角膜捐献给了患者，把遗体捐献给了医学事业，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大海里。在小平同志心底深埋着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感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家乡广安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