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坚韧的“老农”

    在开国大将黄克诚的四个子女中，黄楠排行老大，个子却最小。见面那天，她穿着女儿花15元买来的牛仔外套，顶着一头从未染过的黑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65岁的老人，更不像是曾经立过赫赫战功的大将的女儿。 

    “说实话，比起‘大将’，我更愿将父亲看作一名坚韧的老农。”在黄楠心中，“父亲有着最底层农民的坚韧不拔，有着为了自己的民族去奋斗和牺牲的决心、毅力，因此即使几次被降级，也从不在意”。 

    父母是“美国留学生” 

    1943年1月，在弥漫着“大扫荡”恐怖阴云的上海，黄楠出生了。由于营养不良，这个足月降生的孩子，体重竟然只有3斤！在战争年代，如此瘦小的黄楠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 

    黄楠出生后，母亲带着她住进了一个同志的家里。隔壁，是各种特务、土匪、地痞频繁出入的大烟馆。“母亲说那个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相对安全。”为了工作方便，母亲常将小黄楠丢在家里，独自出门办事。还只会滚爬的小黄楠，一次自己拱到了被子里，要不是母亲回来得及时，她或许早就被憋死了。 

    小黄楠直到出生几个月后，才随母亲回到苏北解放区，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尚在襁褓之中的她，被母亲抱在怀里跟着父亲的大部队行军。“抗战一胜利，父亲第一个站了出来，向中央建言进军东北、创建根据地。”如今回想起来，黄楠还是颇感自豪。1945年9月，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得知东北日军被苏联红军消灭，认为国内有随时爆发内战的危险，我军应派主力尽快进入东北。“听母亲说，起初，一向低调的父亲并不想自己发电报给中央。他请求当时的华中局书记发这封电报，但被拒绝了。父亲看此事关乎大局，不能不发，第二天才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和军委发了电报。”最终，党中央作出从各根据地抽调10万部队进军东北的决定。中央军委电令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3万人挺进东北。 

    然而，为了不耽误大部队行军，小黄楠和比自己年幼一岁的弟弟黄煦，被母亲送回了武汉外婆家。因为怕孩子们撒娇“不放行”，母亲深夜悄悄离开，追赶部队。那一幕，黄楠至今难忘：“妈妈头一天还在，第二天一睁眼，就没了，这可吓坏了我和弟弟。”之后，两个孩子一连几天都是拽着外婆的手睡着的，生怕一觉醒来，连外婆也没有了。 

    童年，本是无忧无虑的，3岁的小黄楠有时也会将自己在解放区学到的歌挂在嘴边。“这可吓坏了外婆，她脸煞白，跑上前一把捂住我的嘴，生怕被特务发觉。”黄楠说自己从小就接受了“洗脑”：“为了不让特务识破我们的身份，外婆每天在我耳边念叨，‘你妈妈到美国留学去了，你爸也在美国留学，临走前把你们送到我这儿来了’。”因此，从黄楠记事起，她就认为父母是“美国留学生”。 

    1949年底，随着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6岁的黄楠和弟弟才被接到湖南，与父母团聚。长时间分隔两地，使黄楠对父母充满了陌生感，“只知道这个人是爸爸，那个人是妈妈”。而一向内敛的父亲，唯一向孩子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抱起他们，用胡子扎扎他们。“后来，我一看见他要亲我，就拼命地想要推开他！”虽然黄楠的语气中带着些许埋怨，但却难掩回忆时的幸福和甜蜜，毕竟，她和父亲相聚的时光太宝贵了。 

    天生长着一块“反骨” 

    黄楠回忆说，父亲北伐时曾担任过国民党团级政治教官，看到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和对共产党人血淋淋的大屠杀，他毅然从天津附近南下，千里找党，几经生死，不改初衷。“最初走入红军队伍的时候，父亲鼻梁上那副厚厚的眼镜，曾给很多人留下‘书生印象’，可他用行动，很快扭转了人们的看法。” 

    “1930年5月的一天夜里，红五军在彭老总的率领下，对修水县城发起了猛攻。在敌军的疯狂反扑下，许多登上云梯的战士被子弹击中，栽落下来，这让父亲红了眼。他挥舞起手中寒光闪闪的大刀，冒着密集的火力，爬上云梯，奔向城头。身边的战士被他感动，争先恐后地攀梯登城，很快，他们在一片呼啸声中将红旗插上了修水县城头。事后，彭老总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不过，他随后又叮嘱父亲，‘下次作战不许再抡着大刀往前冲，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作为我军高级将领，黄克诚大将素以耿直敢言而著称。他在历史上多次因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甚至被降级、撤职，但他坚持真理始终如一。 

    黄楠说，父亲喜欢争论，他和彭老总相知甚深却吵架次数最多，两人之间有一条原则：言不及私。“是责任心和原则性使他们俩走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同志之情，也是上下级之间的心心相印。战争年代，他们之间的争执只是见解不同，都是为了革命，日久见人心，也就有了彼此信任。”1931年夏，黄克诚因反对“肃反”，差点被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处决，幸亏彭德怀及时赶到，才使他幸免于难。可不久，刚复职的黄克诚又与彭德怀发生“赣州要不要攻”之争，事后证明，黄克诚在战斗中未经上级同意果断下达撤离命令是非常恰当的。此事在《彭德怀自述》和《黄克诚自述》中都有回忆。和平时期，每当作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下去视察、出国考察和访问，就让黄克诚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他召开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黄克诚有责任心，有能力，也有魄力，所以彭德怀对他十分信任。 

    毛泽东曾在1954年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4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了彭德怀同志。讲责任，第一位是我，第二位是彭德怀，第三位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可见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黄克诚当时的地位和作用。 

    “父亲爱提意见，这在全军是有名的！有人说，他的后脑勺上天生长着一块‘反骨’，一生都勇于扮演‘反派’角色，总在关键时刻唱‘反调’。最‘厉害’的一次，他竟然当着毛主席的面指出他的错误。” 

    黄楠听母亲说，1946年4月，国民党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10多封电报，要求坚守四平。可父亲坐不住了，连续给林彪去了好几封电报，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谁知对方既不回电，也不撤兵。情急下，父亲干脆直接致电中央，将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很快，毛泽东致电林彪：“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 

    黄楠说，后来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邀请父亲去他那里吃饭，席间谈起了当年保卫四平的情况。“他对父亲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父亲回答，‘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一句话让主席无语，几秒钟后，才自言自语地说，‘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父亲的“外圆内方” 

    事实上，黄克诚因为敢讲真话而“吃亏”，并不是一次两次。在黄楠印象中，真正对整个家庭产生影响的，还是父亲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对“大跃进”的看法。“当时，有人劝他‘变通一下’，谁知父亲摇摇头拒绝了，‘落井下石也要有石头呀，可是我没有石头’。”为此，他被扣上了“庐山军事俱乐部”的帽子，他又被撤职了。 

    撤职后赋闲在家的黄克诚，生活异常平静：读书、看报、练字、下棋，偶尔去郊外看看小麦的长势、秋粮的收成。每天放学回家，黄楠就会来到父亲的书房里一个放文件的小屋中做功课，“父亲就在外间看书、写字，有时候我会趁着做功课的间隙，看看父亲案头的资料。”黄楠至今记得，当时父亲曾模仿鲁迅的口吻，写了一首打油诗：“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蛰居矮舍看盛世，漫步小园度白头。书报诗棋够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唯愿天公不做恶，五湖四海庆丰收。”“他心里惦念的，还是那些被‘大跃进’所累的人们。” 

    同父亲相比，当时只有16岁的黄楠就没有这么气定神闲。刚入团不久的她，满怀投身革命的热情。1958年，她和同学们在师大女附中的后院里大炼钢铁，希望自己能为祖国的强盛贡献力量。“可就在这时，父亲却突然‘犯错误了’。到家里串门的人越来越少，家里气氛也变得沉闷起来。有几天夜里，我曾听见妈妈向外婆哭诉，说单位里让她揭发我父亲，她都快受不了了。”一时之间，黄楠感到很迷茫，从小到大，父亲在自己眼中是个“很好很好的人”，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会变成“反党分子”。 

    1965年9月，黄克诚被派往山西任副省长。此时，黄楠已经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她和家人并没有随父亲同行。“文革”爆发的第二年，黄克诚被揪回北京关押审查，并拉去和彭德怀陪斗。“那时，我在北大已是优秀团员、三好学生，正在申请入党，我对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学生党员很有信心。但紧接着，北大的学生运动开始了，而我，突然被从入党积极分子的名单中‘甩’了出来。”这让黄楠苦闷了一段时间，但她毕竟是黄克诚的女儿，她继承了父亲身上那种坚强和乐观。她看了很多书，鲁迅的、马克思的、恩格斯的等等，理解了很多事情。 

    “文革”期间，日子再难，黄楠和弟弟妹妹们也从没觉得生活无法继续。“大家下乡，我们也下乡，这没什么苦的，至少我们还有个家，回来还有个地方可以待。虽然一套房子被人家占了，但还是有个地儿可以挤，比那些彻底被撵出去的人要强。”靠着母亲每人每月15元的生活费，黄楠和家人勉强维持着生活。 

    经历了“文革”的历练，黄楠逐渐成熟起来。“我深深体会到，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能不顺着大环境说话，能逆潮流而上，是多么不易。之前我觉得父亲无论长相还是做事，都给人憨厚、温和的感觉。那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温和的外表下埋藏着坚韧，知道了他的‘外圆内方’。” 

    学革命，不学世故 

    从北大毕业后，黄楠先在黑龙江的一个部队农场工作，之后来到西北的白银有色金属冶炼工厂，做了3年的“铁球工人”。上世纪70年代初，黄楠结婚了，她的丈夫名叫黄开席，是一个“不在乎她的出身和未来”的老实男子，一位农民的儿子、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生。 

    1972年5月，在和父亲分别6年后，黄楠终于接到了准许“探视”的通知。她永远忘不了，一次她带着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去看望父亲。“那是在位于卫戍区军营里的一个小院落，父亲的屋子里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什么陈设。那天，父亲穿了件黄色的旧呢军衣，颤颤巍巍地站在一张蒙着蓝布的大桌跟前。” 

    在这样的情况下相见，父女两人脸上的笑容都显得很不自然，“只有那个小家伙，在桌上无忧无虑地睡着了，父亲盯着这个刚来到世上不久的小生命，亲了又亲。”3个小时的见面，父亲从改造世界观谈到学习马列著作，从当年潇水的开发谈到焦支线铁路的建设，语气始终热切，看不出任何内心的焦虑。 

    “我常想，父亲怎么会如此顽强？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能每天‘斗室旋转乐洋洋’，在自己那间小屋里步行20公里；每天自己跟自己说话，避免丧失语言能力；每天在报纸缝里找新闻，找国家的新闻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一向爱笑的黄楠，说到这儿，语气显得格外深沉。 

    “1975年邓小平上台后，父亲解除监护回到山西。1977年，黄克诚被批准从山西回京治疗眼疾。1978年，他恢复工作，为拨乱反正、端正党风做了大量工作。1985年，黄克诚退休后，大部分日子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 

    “1986年底，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固执地拒绝治疗和用药，任凭医护人员百般劝说，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病已经没有好转的可能，既然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也就没有必要‘浪费国家钱财’。父亲说，‘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无所事事，还活在世上，又有何益呢！’医生们只好含泪让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可他一旦清醒又把管子和针头拔掉。” 

    12月28日，在黄楠和弟弟妹妹们的护送下，父亲走完了他80多年的人生。“你们要学革命，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这是黄克诚留给子女的两条嘱托，也可算是黄家的家规。 

    “父亲不怎么关心我们今后是否会有‘出息’，更看重我们能否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为国家做有益的事。”黄克诚的两子两女无一从政，长女黄楠最终回归到自己的物理专业，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长子黄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成为工程师；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幼子黄晴，成为人民日报社的一名记者；小女儿黄梅，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做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