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共同社的一项电话舆论调查显示，福田内阁的支持率比一个多月前刚成立时下降了7.6个百分点，为50.2%；不支持率上升4个百分点，为29.6%。分析认为这是受海上自卫队修改供油量、前事务次官守屋武昌牵扯相关企业接待丑闻、及厚生劳动省隐瞒C型肝炎资料等问题的影响而致。

  　福田组阁伊始，即受官场丑闻困扰，难道福田也将像其前任安倍晋三那样，掉进内阁腐败陷阱之中？

  　在刚刚被揭出的福田内阁丑闻中，仅仅事涉“前事务次官”，影响当不算大。此前，安倍组阁时，先后有农林大臣和一名次长因涉金钱丑闻而辞职，环境大臣又因政治资金报告不当而道歉，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则因涉嫌挪用政治资金辞职，等等。小泉时代，有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宗男在招标中“开后门”的丑闻、前参议长秘书受贿丑闻，等等。再向前溯，上世纪70年代有“洛克希德行贿丑闻”，80年代有“利库路特股票丑闻”，90年代有“佐川急便贿赂丑闻”，“金丸信巨额偷税丑闻”……历史上，田中角荣、竹下登、中曾根等多位首相曾卷入丑闻，内阁成员、国会议员、执政党高层涉嫌腐败者更不胜枚举。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官场腐败发案率是比较高的，腐败丑闻成了历届内阁的一种魔咒。究其原因，或有如下几点：

  　其一，日本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一种政府导向、官商合作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公共权力对企业的影响力大，公共关系对企业的作用大。公事私行，对企业而言成本最低，对官员而言私利极高。当事人但凡有私欲私心，就很容易形成所谓“利益交换”的腐败空间。政治家、官僚和企业间形成一种“金权政治”关系。

  　其二，日本文化中传统的东方人际关系特征明显，讲人情、面子，“礼多人不怪”，包括“行礼”和“送礼”。这也让许多公务员堕入一种“文化性”的腐败习俗之中。

  　其三，日本二战后尽管实行多党制，但长期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在日本政坛中，自民党的地域属性和圈子属性非常明显。派系政治和密室交易是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这种政治形态也是产生种种“私相授受”腐败行为的温床。

  　其四，政治选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筹资”、“金钱”游戏，这是当下代议制民主不可避免的现象。尽管各国都有种种限制性规定，但在日本，“金主”具有购买政治影响力的更多实力，却是不争之事。

  　日本政治上层丑闻频发，对日本社会的政治信心是一沉重打击。当前，日本社会对政治的信任度相当低。小泉初上台时人气极高，靠的是一种“个性”政治，其背后则是日本民众对传统政治的失望感。但“个性”政治并不能改变产生丑闻的政治文化，因而，小泉的民意指数也很快下跌。安倍也是如此，开始时人气极高，但跌得比小泉更快。

  　从另一方面看，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高官的政治丑闻并不一定意味其政治生命的终结。现任首相福田康夫曾任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2004年因年金丑闻辞职，但在日本特定的官场力学作用下，现在又当上了首相。除了福田，在其内阁中，还有两名曾涉嫌金钱丑闻的阁员。日本民众对这种情况尽管不满意，但他们没办法，也没选择。选举改变不了政治结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腐败问题涉及人性弱点，涉及“权力”因素。如果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相对的权力也会产生相对的腐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腐败案频频事发，也说明日本还具有“拣出烂果”的自净能力。在“国际透明组织”最近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中，日本位列第17位，尚属“廉洁”国家。

  　(编辑：陈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