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市场至上、利益为尊的年代，画家办画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租场地、布展厅、聘工作人员……凡事亲力亲为不说，还得花费不少银两。唯有李琦是个例外：各省争着请他出展，费用全包之外，就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亲临现场为他助阵。

  　“我心里很清楚，根本原因并不在我本人，而在于我的画中人。”画中人是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琦倾尽毕生的精力，换来的是宣纸上伟人们的栩栩如生，还有周恩来给他的“伟人画家”的称号。

  　延安，生活的积累

  　李琦住在北京天通苑。敲开他家大门，只觉得客厅、卧室显得局促而温馨，布置也与其他家庭并无二致，紧接着上了二楼，记者的眼前突然一阵恍惚。偌大的二层被李琦和妻子冯真打通了格局，布置成一间画室，正对楼梯的一面隔断板上，密密麻麻贴着数十张李琦与诸位伟人的合影，而它身后的整整一面墙，则挂满了李琦最得意的代表作——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鲁迅、白求恩……在这些半人多高的伟人像 “注视”下，似乎轻而易举便能穿越时空，回到几十年前那个热情的年代、李琦成长的年代。

  　1937年7月，随着抗日的持续升温，北平地下党组织了一个“北平学生假期参观团”，到西北参观考察。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是投奔延安。作为平遥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者、山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李琦的父亲李舜琴理所当然地成了参观团的带队人员，而当时年仅9岁的小李琦便成为参观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就这样，他坐在沿途搭乘的汽车上晃晃悠悠奔赴延安，开始了与领袖们的“亲密接触”。

  　延安那么一个小城里头，居住着几万名革命干部。茶余饭后出门散步，走着走着便在延河边看见毛主席，随和地朝着大家笑笑。“开会的时候就更不要说了！”有一次，召开“9·18纪念大会”，为了方便大家喝水，组织者专门在会场的4个角落架了4口大锅烧起开水。会议间隙，大伙儿纷纷围上前去，用自己带的缸子舀水喝。毛主席也径直走了过来，亲切地问李琦的一个小团友，“借我喝喝，行吗？”领袖借自己的杯子喝水！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荣誉！“后来吃饭的时候，他美滋滋地举起杯子，‘我这个缸子，毛主席喝过水。’”同伴那自豪的神情，李琦至今还记忆犹新。

  　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李琦打小就对领袖充满敬仰与崇拜。但通过一次次的接触，领袖的形象在李琦心中少了一分神化的膜拜，多了一分平易近人的亲切。这种感觉，在他日后的作品中不知不觉地呈现了出来。

  　1958年5月，毛主席、朱德、周总理等一批中央领导人集体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引来了无数围观的群众。那时30岁的李琦已经成了一名美术记者。“那天人山人海，我根本接近不了毛主席，于是就爬到一个小山坡上，想看看全景。没想到那么巧，毛主席和他的秘书、警卫人员正从这个山坡下的一条小路过来。”兴奋之余，李琦就像坐滑梯一样，从山坡上一溜烟滑下来，滑到他们中间。因为手中的画本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警卫员对他“网开一面”，没有将他支出去，反而让他跟在毛主席后头。

  　“那天天气特别热，毛主席身上都湿了，我就拿了个草帽一路上给他扇风。到了一个地方，实在走不动了，人挤得太紧了。这时，人群里有个工人递给主席一条雪白的毛巾，主席二话没说接了过来，擦了擦汗，然后微笑着将毛巾递了回去。”眼前这一幕让李琦激动：“同铲一框土，共用一条巾，敬爱毛主席，和他心连心！我一定要把这个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而这，就是日后获得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奖状的《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当众人都为这幅画的传神欢呼雀跃时，李琦却一直沉默，总觉得主题还不够突出，却又始终找不到修改的方向。

  　走遍全国的领袖画

  　9年的延安生活，与领袖们朝夕相处的难忘经历，为李琦后来的领袖肖像画创作积累了重要的生活体验。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李琦到中国画系当起了老师。

  　1960年夏天，中央美院组织师生为兴建中国美术馆义务劳动，李琦也随大队伍挽起袖子。“那热火朝天的场面，让我突然觉得时光倒流，恍惚又回到了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毛主席的身影再一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我脑子里一个激灵，对，什么背景都不要！就是毛主席参加劳动来了，拿着草帽，走遍全国！”

  　晚上劳动一结束，他便飞也似地回到家中，顾不得起小稿，拿出张比自己还高的大纸，草图一挥而就：毛主席风尘仆仆地来到工地，头发被风吹动，右手拿着草帽，左手习惯地叉着腰，眺望着“如此多娇”的大好河山。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多余的渲染，却让所有人产生了联想：工人们说，主席是视察我们的工地来了；农民们说，主席走到了田间；学生们说，主席是在跟我们交谈……这幅画很快“走遍全国”，甚至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并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举办的《中国画展》，在各国巡回展出。

  　李琦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很多共和国功臣都成了他描摹的对象。一时间，他步入了自己绘画生涯最鼎盛的阶段……即便如此，许多人对伟人的无知仍让李琦觉得震惊。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中学生跟随父亲来到李琦家中，竟然指着墙上挂的彭德怀画像问父亲：“这个人是谁？”一个受了那么多年教育的孩子，竟然不知道彭德怀！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它的代表人物，这个民族才有凝聚力。”当人们开始遗忘，李琦害怕了，会不会有一天，这些伟人都被历史的尘埃湮埋，再也不见踪影？

  　握着手中的画笔，一种类似于当年战斗的冲动再一次回到了李琦心中。“很多历史照片只存在于博物馆中，看过就过了，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也许绘画这种艺术形式能让人记忆深刻。我要用画笔为人民的功臣树碑立传！毕竟，我们这一代人要不负后人。”

  　艰难地起身，李琦缓步将记者带到那面贴满了合影的隔断墙前，指着每一张照片“考”起记者。“这是谁，认识吗？这个呢？” 邓颖超、刘少奇、王光美……

  　最喜欢的画家——我自己

  　“当年参观团刚到延安，毛主席曾在桥儿沟鲁艺驻地开欢迎会。我记得很清楚，主席从讲台一边的凳子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另一头，拍拍屁股坐在另一张凳子上。我那会儿还小，他所说的那些深奥道理也理解不了，直到很多年后，结合一些报道才回想起来，大概意思就是艺术要为人民，艺术工作者要‘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儿时隐约听来的话，就这样跟了李琦一辈子。

  　为了“艺术为人民”，他选择了最难画的领袖人物。“古代人物、山水花鸟好画，只要综合的美感到位，这朵花大一点或者唐太宗的鼻子小一点，一般很少有人去挑剔。画领袖就不同，他们都是众人无比熟悉的，相片、电视上常常能见到，稍有偏差，就容易招来非议。”

  　为完成一幅表现邓小平形象的《我们的总设计师》，李琦前前后后光成稿便撕掉了近30张。有人心疼，表示这些画作他们也愿意收藏，李琦却犟得不行：“我不容许自己的作品带着瑕疵留存于世。”

  　李琦的身上，有着他那个年代鲜明的印痕，纵使时间的流逝也没能将它抹去。

  　虽然身患癌症，李琦仍然强调，“要拿出当年对抗蒋介石的那股冲劲、勇气对抗病魔”；即便有不少质疑，认为他的画和政治贴得太近，他却骄傲地说：“你问我最喜欢的画家是谁？我自己！一个人对自己要是不喜欢，这个人就没出息了。我从事这个事业，首先要满怀热情，不然作品不能感动人。”

  　癌症，再加上此前心脏的四个支架、糜烂性胃炎以及肾结石，老人的精力被折磨殆尽。每次身体状况稍有下降，便会在床上躺着，从早上10点半开始打整整9个小时的点滴；听他说话时，也能明显感到他的虚弱无力。“可是我的心情依旧晴朗！”打针的间隙，他会拿出一两个小时勾勾划划。画室的一角，一个三人座木制沙发上，铺放着一床薄棉被和一个已经泛白的蓝花枕头，绘画的间隙，每感体力不支，李琦就是在这里小憩片刻。

  　“对了，你是党员吗？”突如其来的问话打断了记者采访的思路，本以为李琦只是临时想起，随口问问。没想他听到肯定回答后，竟激动得拉起了记者的手，紧紧握着，“太好了，太好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接下来的对话，因为“党员”身份的认定而亲切起来。临窗一个小小的画案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那上面，一张铅笔素描的小样清晰可见，胡锦涛主席面带笑容，正包着一个圆鼓鼓的饺子，旁边是一行工整的小字：“倾听——乡亲炕头过新春，某某年大年三十。”李琦说，这个场景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年春节，总书记到农村和老乡一块儿包饺子，包得很热闹。那一刻，他突然很感动。“这可不是简单的包饺子，而是一种最无修饰的交流。”

  　李琦告诉记者， 2005年应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邀请，自己与夫人冯真曾到古巴办了一次画展，这幅画的第一稿已经在那次画展上公开亮相了，可他自己却并不满意。回国后，李琦多次放弃了让这幅画露面的机会，开始反复修改。“争取年底完成吧，我已经为我们国家的三代领导人都画了肖像，希望这一次，我能画到第四代。”

  　（编辑：陶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