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DNA鉴定。” 一个操着浓重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从一个皮包中，男子颤巍巍地掏出装着一堆白骨的塑料袋。

  　若不是四年前的这一幕，于晓光可能体会不到亲人失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痛，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工作将与这个庞大的寻亲人群相连。

  　原来，这名男子自小与家人失散，等到事业有成，看着身边的朋友都阖家团圆，他越发思念四散的亲人。20多年来，等他终于找到“父亲”时，见到的只是一堆白骨。于　晓光还记得，当他们帮那名男子做完DNA检验，证明他们就是父子时，男子当众号啕大哭。

  　“那名男子还算是幸运的，与之相比，更多人甚至连找到白骨的机会都没有。既然DNA鉴定是确认亲人身份最可靠的手段，为什么不能从这个终点逆流而上？”近日，中国　第一个专门服务于失散人员的寻亲基因数据库，在中科院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成立。25岁的于晓光，正是这个数据库的主要负责人。

  　亲历海啸“人间地狱”

  　数据库的成立，还要从三年前的那场海啸说起。

  　2004年12月26日，40年来最强烈的海啸掀翻了东南亚的海岸，死伤者无数。在泰国西南沿海的沙滩上，大量尸体在海水的浸泡下腐烂，随着时间推移，遗体辨认的难度逐　渐增大。

  　消息传到华大方瑞，大家突然意识到，自己或许能做些什么。“遇难人员的身份识别，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进行DNA鉴定，这是最准确的，也是我们的　专业特长。”

  　时间紧迫！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向中科院生物局和国际合作局等有关部门递交了请战报告。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包括于晓光在内的5人援助小组，便办齐各种手续，　登机飞往泰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灾难鉴定小组，而于晓光，是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当年22岁。

  　“踏上那片土地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地狱’！”。

  　到处是被摧毁的房屋，汽车变成了一堆堆的废铁；不少刚刚发现的尸体随处散放着；当地村民三五成群地穿梭其间，试图寻找失踪的亲人。在攀牙的一座寺庙里，遇难者的　遗体堆成了小山，场面触目惊心：尸体高度肿胀、腐败，一排排横陈在地上，空气中遍布尸臭味……

  　更难以想象的是，工作期间，要在距离尸体堆10米的地方搭着简易桌子，吃饭。“不吃也得吃，否则没有体力，干着干着腿一软，倒在尸体堆里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半个月过后，于晓光等人带着搜集的检测样本回国。

  　“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我们领导在国际大会上拍着胸脯保证，中国能够免费承接遇难者个人DNA的识别工作。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实验的进度却非常缓慢。”

  　于晓光和同事们将自己关在实验室中，夜以继日。一个月后，终于摸索出了一条适合于海水浸泡骨骼的DNA检测技术路线。半年后的2005年7月1日，就在中泰建交40周年的　那天，人民大会堂，温家宝总理亲自将1100余份泰国海啸遇难者的DNA数据，交到了当时的泰国总理他信手上。“要知道，类似DNA检测的国际平均水平是60%左右的准确率，　而我们，则做到了90%。”

  　在备感自豪的同时，于晓光也受到了极大刺激：“海滩上躺着的那些人，可能前一秒钟还在与朋友嬉戏，下一秒便倒在冰冷的海水中，人天相隔，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可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根啊！

  　为了50万失散人群

  　从泰国“战场”下来，于晓光的脑子里冒出一个新念头：何不给每个人建立起一套DNA身份认证系统？“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基因身份证，那么　一旦有儿童走失，无论经过多少年，通过DNA鉴定都能为他确定身世；犯罪现场的任何蛛丝马迹可以通过DNA检测直接定位犯罪嫌疑人；灾难中的无名受害者也能第一时间被　判定身份……这一切，将不再劳师动众。”

  　但于晓光心里很清楚，建立一个全民的DNA数据库，最少也需要数千亿元的资金。目前，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最高的个人DNA信息覆盖率也没有超过10%。因此，单凭一个　人或者一个机构的力量，是无法推动的。

  　“做不成全民的，可以先针对某一特定人群啊。或许，我们可以先从失散人群开始。”于晓光将想法汇报给了中心主任邓亚军，两人一拍即合：这个事情，华大方瑞可以做！

  　华大方瑞是依靠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的主要人力、设备及技术资源建立起来的，在国内是除了公检法机关外，首屈一指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两人都认为，华大方瑞　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数据平台搭起来了，血样却只搜集了二三十个。“30：500000，这样一个基数，要想实现成功匹配，和海底捞针有什么区别！”

  　上世纪中期，自然灾害导致粮荒，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很多农村家庭孩子多，养不活，将年幼子女遗弃在城市之中，而当地福利机构无力抚养所有弃婴。在国家统一调度下，大批江南地区弃婴被送至内蒙古、陕西、河北等省份。再加上战争等历史原因造成的失散人群，最保守的估计，我国失散人口也有50万。

  　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数据库平台就这样闲置，于晓光心有不甘。直到有一天，电话铃响起，打来电话的人叫吕顺芳，官林寻亲大会的主办人。

  　“我后来才知道，她就是那些寻亲孤儿口中的‘寻亲大姐’。7年来，她散尽家财，靠一个人的力量操办着‘官林寻亲大会’。既然她一个人能行，为什么华大方瑞不　行？”

  　2007年5月1日清晨，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的小学操场上，“2007陶都寻亲会”的条幅拉了起来，来自内蒙古、河南、山东等地的500余名“孤儿”与当地近千名寻亲者蜂拥　而至，将整个操场挤得水泄不通。

  　树下，年过半百的老人，胸前挂着自己幼时的照片，眼巴巴地看着过往的人。然而，靠照片、体貌、胎记寻亲毕竟不科学。每当黄昏到来，有些“挂牌”的人们早已哭成了泪人……这样的场面以前每年都有。

  　然而这一次，却有了些许不同。拥挤的操场上，多出了“基因寻亲”四个字，华大方瑞来到现场，为寻亲人群建立基因数据库。但于晓光没有想到的是，基因入库需要缴纳的800元费用给他们带来了尴尬——人们并不乐意接受。

  　我们不是骗子

  　记者：为什么要收费？

  　于晓光：我们收取的仅是成本价格，但开始大家都不理会。他们普遍认为，DNA检测就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不应该收费。事实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几十年中频繁往返于　各地寻亲，所花的费用何止800元！更何况，我们是一次交费终身服务。只要有一个新数据加入，我们就会将其与服务对象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周而复始。

  　记者：800元入库费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于晓光：主要用于早期的DNA检测和后期数据库的日常运转维护，因为需要长年累月的对比服务和数据更新。针对官林寻亲大会的具体情况，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免费检测的　名额，并在现场采集了300余份血样。毕竟，寻亲大会结束后，大部分的人都会散去，再想把他们召集到北京取血样是一件太不现实的事情。现在想加入数据库的人，可以自　己采集样本给我们邮寄过来。

  　记者：自己可以采集DNA样本？

  　于晓光：基因检测最常用的样本是血液、血痕、带毛囊的毛发、口腔粘膜细胞等，所以完全有个人采集样本的条件，我们可以提供咨询帮助。

  　记者：在这些血样中，目前有成功找到相匹配的吗？

  　于晓光：太巧了，就在你来采访前，我们刚刚有了第一对成功配型的寻亲结果。经过我们的基因比对，年近半百的重庆人傅小兰终于和身在江苏宜兴失散多年的母亲吴梅芳相认。

  　可这样的事情毕竟太少了。上次从官林采完血样回来后，许多寻亲者都会很急切地打来电话询问，想知道自己失散的亲人是否已经找到。一听到否定的答案，他们便在电话　那头骂我们是骗子。这弄得我们很尴尬。毕竟，我们是以负利润、义务地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能骗他们什么呢。

  　现在大部分人都把DNA寻亲想象得太简单，认为只要交上血样就能找到亲人。事实上，只有失散双方的DNA数据全部被数据库搜集进来，才有成功匹配的可能。这就要求数　据库的基数必须庞大，而现在，还远远不够。

  　不过，我还是坚信，大家的认识会逐渐扭转，数据库的涵盖量也会提高。到那一天，失散人群再也不用天南海北地乱抓“药方”，DNA就能带他们回家。

  　（编辑：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