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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内地最多的港商
本刊记者 张翼鹏 
     ( 2007-07-01 第十三期 ) 【字号 】【打印】【关闭

   郑裕彤

   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集团)主席,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主席。迄今为止,是投资内地最早、累计投资额最多的港商。在今年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其个人资产达65亿美元。数年来,他一直热心捐资内地的教育、医疗、慈善,捐赠额超过3亿元人民币。

   所有采访世界顶级富翁的套路,在郑裕彤面前,都土崩瓦解。

   在香港中环新世界大厦32层办公室里,握着一个普通的不锈钢保温杯,面前这位81岁老人,就那么憨实地微笑着,等待你提问。像和晚辈闲话家常,俨然邻家老伯。

   寒暄间,记者几乎忘记这是一位60年来在香江翻云覆雨的资本大鳄,就在刚刚发布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上,这位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的主席跻身前100名。再神秘的投资诀窍、再高深的商业胜道,到他这里,不过四个字:心诚体勤。

   正是这四个字,使他从一个金铺小伙计变成了亚洲珠宝大王和地产大亨。也正因为诚心要做一个回归祖国的人,早在1982年他就逆流而上,投下香港回归信任一票,提出独资兴建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同年还开始投资内地,迄今千亿身家过半在内地,成为投资内地最多的港商。

   “鲨胆彤”不怕鸡飞蛋打

   维多利亚海湾是香港最美丽的地方,而郑裕彤为其镶嵌了一颗最闪亮的明珠——香港国际会展中心。

   10年前的7月1日晚上,香港回归庆典就在这里举行,璀璨的烟花照亮了维多利亚的夜空,也让香港会展中心成为举世闻名的建筑。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宏大的项目在投资之初却无人青睐,郑裕彤的独资兴建被视为冒险之举。其商业眼光之独到,不得不让人折服。

   上世纪80年代,香港会展业突飞猛进,会展“场地危机”日显突出。当时的港英政府专门拨出一块填海新地,准备发展会展场所。香港贸发局手捏宝地,待价而沽。正值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国要收回香港的传言盛行,香港爆发信心危机,股市地产陷入低潮。地产商们更是担心回归后,物业产权会丧失,所有的投资如鸡飞蛋打。

   唯独郑裕彤信心十足。他亲自出马,与贸发局洽谈,愿意独资兴建。当时,香港人称他“鲨胆彤”,在广东话里,鲨胆就是胆大包天的意思。“别人说我大胆,其实是我看得透。我知道大陆一定会开放经济政策,都允许有私人财产了,香港回归怎么还会没收私产呢?”说起这些,郑裕彤不无自豪。就在同一年,他又捷足先登,在广州兴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酒店。

   “难道你就不担心风险?不害怕在内地的投资有去无回?”记者追问。

   “怕什么!我是和国家合作,国家的东西要是说变就变,那不就全乱套了。再说,即使英国不想归还香港,中国政府要下决心收回,也一定会实现。只要一天不供应饮水,香港就走投无路了。香港几乎所有物资包括粮食,什么都靠内地。”

   郑裕彤对中国有信心,对香港的稳定更有信心:“我从来没有想过移民,因为做生意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香港更好。税率低、自由度高、金融体系健全、法律体系完善,你说是不是香港最好啊?”

   1984年9月26日,中英草签《联合声明》,宣布1997年后香港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12月,郑裕彤的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港贸发局达成协议,合作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1988年,会展中心落成,成为亚洲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并于当年入选“全球十大最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会展中心启用后,出租率高达100%。

   “现在回头看,用27亿元建成会展中心非常超值,这个项目还包括君悦酒店和万丽海景酒店,我还未出售,所以也算不清赚了多少。”到了这个时候,赚多少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回归当晚,我就在会展中心的庆典现场,心里非常荣耀。因为这是我建的,我比谁都自豪!”

   周大福“9999”足金传奇

   一个80多岁的商业大亨,犹如一本大部头的财富故事汇。翻开第一页,就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这个如今投资动辄数亿元的郑裕彤,1945年坐船刚登上香港岛时,钱包里只有两百多元港币;再往前推7年,13岁的他到澳门谋生时,竟身无分文。

   当时,日军进犯广州,本就贫寒的郑家连饭都吃不饱。小学刚毕业,郑裕彤被父亲送到澳门投奔周至元。周是父亲的挚友,在澳门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金铺叫“周大福”,郑裕彤就在店铺内当小伙计。每天清晨,他第一个起床,来不及抹一把脸,就开始扫地、洗厕所、擦柜台,等大伙起来开门营业。

   虽然做杂工,但郑裕彤丝毫不敢松懈,他很感谢周掌柜的收留之恩。其实他不知道,父亲与周至元早有“指腹为婚”的约定,周掌柜是不动声色地暗中考察未来女婿。不到三年,虚心好学的郑裕彤就被提升为金铺总管。1943年,18岁的郑裕彤与周掌柜的千金完婚。

   “抗战一胜利,我就到香港了。”郑裕彤奉岳父之命,到香港另辟天地。那时的香港破败凋零,处处可见日军轰炸的残垣断壁,拉黄包车卖苦力的人满街都是。香港沦陷前,周大福在这里已有分店,战后名存实亡,需要重新创业。

   “皇后大道中148号,到现在我都记得,那是我们最早的店铺。店面只有40多平方米,主要卖金器。”接手后,郑裕彤又进军珠宝领域,大胆改进经营方式。在周大福打工的伙计们都感脸上有光,因为郑裕彤给他们改了名分——不叫“伙计”,统一称“经理”,这在香港珠宝金饰行业可是头一家。1960年,郑裕彤将“周大福珠宝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使员工成为公司股东。结果员工们拼命为公司赚钱,当年公司利润就突破500万港元。

   “真正让周大福在香港家喻户晓的是因为‘9999足金’”。回忆起这一段,郑裕彤的兴致尤其高。

   “那时很时兴龙凤手镯,龙凤镯子制作很费工夫,要另算手工费。我发现很多金铺都不收手工费,怎么能赚钱呢?原来这些镯子的含金量还不到八成,他们在这上面捣鬼。”

   郑裕彤是老实人,觉得这样做生意肯定不对,可也不能去指责同行啊!“我就决定周大福要卖9999金(即含金量在99.99%,相当于足金)。我们很多分行的经理都反对:老板,我们原来用99金就已经比别人分量足了,现在还用四条九,又不能比别人贵(香港金饰行业统一定价),一年少赚好多钱!”

   “我跟他们说,这些投入相当于卖广告,不信你看两三年。结果不到半年,就见效了。”很多人买金器都当保值手段,资金周转不开的时候就拿去当铺质押。周大福的金器成色好,当铺付的价格都比较高,一传十、十传百,周大福的口碑就出来了。后来,整个香港金饰行业不得不跟风,全做了足金生意。“我已经先走一步,不仅赚回成本,还赚了先机。”

   足金传奇成就了郑裕彤的生意经:信誉最重要。他对周大福情有独钟,到现在,新世界集团早已上市,而周大福仍然是私人财团。周大福在内地的拓展也很迅猛,已经有600家分店,“现在分店数目每个月都有增加,有时候一个月新增10多家,我希望可以增至1000家。”

   “我不喜欢赚快钱,都是做长线”

   和郑裕彤晤谈的人,总想发掘财富江湖的秘笈,但是每每失望。无论话题怎样展开,无论事件当初如何惊心动魄,从他的嘴里说出来,都像被滤成了白开水,最平常不过。

   郑裕彤不善言辞,从小就有些口拙,顺德乡音总是一字一顿地讲出来,可是给你的感觉是实在、可信。他浑身上下,连带这间独享的办公室,都看不出一丝奢华的气息。身为珠宝大王,郑裕彤没戴任何饰物,连戒指都没有;浅灰色的薄料西装、亮蓝色的领带看上去精神爽利;只有手腕上一块金表隐在衣袖里,有一点贵气。

   回归10年,郑裕彤同样经历了商海的暗潮汹涌:金融风暴、地产贬值、“非典”……“我在香港做生意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目睹香港的起起落落,包括银行挤提、1967年暴动等,但对香港打击最大、令我最担心的,要算‘非典’了。那时几乎没有旅客来香港旅游公干,我们酒店平日入住率近100%,当时只有四五间客房有人住。不过这些都过去了。中国好,香港好;香港好,新世界好。”

   金融风暴袭港时,新世界集团虽然市值下降,但因为贷款少、负债率不高,躲过一劫。更大的原因在于,“鲨胆彤”从不怀疑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很早就把投资的重点转向了内地。迄今,新世界集团和郑裕彤私人投资在内地总共已达600亿-700亿港元,估计占他千亿身家的一半以上。

   新世界在内地的投资领域很广,从房地产、酒店、电厂,到修桥修路等基础设施:早年的北京京广新世界酒店、广州北环高速公路、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厦门港口……中国30多个省市,差不多都有新世界的投资。

   “这么多投资项目找你,你怎么挑选?”

   “当然权衡是否有利润,不赚钱的项目我肯定不做。”

   可是,有一个“不赚钱”的项目却常常被郑裕彤挂在嘴边——北京市崇文区旧城改造项目。

   听说记者从北京来,老先生马上问:“有没有去过崇文区啊?有没有见过改造前的样子?”

   崇文区在北京的南城,是老区。上世纪90年代,郑裕彤寻访老北京风貌,走街串巷钻胡同,发现老区的街道破旧,很多居民都在大杂院里搭棚屋居住。“我就跟北京市的领导说,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房子这么破,中国人的面子不好看啊。我多少可以尽一些力。”

   1992年,新世界开始在崇文区投资拓路、修河道、建大型住宅社区、集中安置回迁户,这些举措带动了当时整个北京南城的改造。该集团在崇文区的投资累计到现在超过100亿港元。当时集团内部有人质疑,这样的投资行为哪来回报?“我投资都是看长线,当年不赚钱,但是现在有收获,北京的房地产已经旺起来了。禾苗种下田要慢慢耕耘才能收割,哪有一夜暴富的事情?”

   “做这样的项目我最开心。因为都是平民房屋的改造,有一些服务性质,哪怕赚钱少一些也愿意。直到现在,我和北京市的关系都很好,因为我做事是拿行动出来,政府和百姓都高兴。”

   香港回归之后,郑裕彤“投资内地的热情更是高涨”。他先后在沈阳、武汉等地推行“居者有其屋”项目,买荒地,盖平价楼,卖给中低收入阶层,项目至今还在进行中。

   “这样做,是不是有意表明自己爱国呢?”记者为这个大商人的“不奸、不滑”所动,有意开个玩笑。

   “在这些项目上,只要能收回成本、收回利息就行。我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一个爱国的人。”没想到老先生回答得如此认真。

   “真正的大豪客,赢得起,更输得起”

   81岁高龄的郑裕彤至今没有退休,依然每天10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干足8个小时。对他来说,“工作是乐趣,不会觉得辛苦”。

   采访期间,郑裕彤的秘书林柱燮伺坐一旁,看上去也已年过花甲。跟随老总几十年,林先生觉得可以用8个字形容老板:头脑精明、和蔼可亲。对于后半句话,郑裕彤解释:“我是做生意的,除非不得已,决不得罪人……对于进店的每一位客人,我都不会让他们轻易地从店里走出去,即使这一次不买东西,那也要他下一次想买珠宝时会到我的店来。因此,我要求职员对客人一定要有礼貌。”

   在周大福公司,服务满10年就可获得“老人牌”,已有50多人拿到工作40年的服务奖牌。在周大福打工20多年的中国业务经理罗国兴说:“公司从来都不炒人,彤哥很有人情味。”

   “商场险恶,情与利能兼顾吗?”记者不解。

   “这没什么。如果员工做得好,就奖励;如果做得不好,就和他明说:你这样做不对。很多时候员工都是无心之失,不能怪责他们,大家都要谋生。当然,如果有人是存心欺骗,那又不同了。”

   一有时间,郑裕彤还经常和保镖去逛菜市场,拎几条鱼回家。“我是水乡人,喜欢吃鱼。”卖菜的街坊见到他,总要打招呼。对郑裕彤来说,做人为什么要有架子?“你叫我去吃大排档就吃大排档,为何要约束自己?自在最重要,我又不是没有穷过,又不是一出生便是有钱人。”

   郑裕彤既经历过苦难,也遭遇过失败。

   1977年,郑裕彤与何鸿燊合伙,得到伊朗国王的批准,投资5000万美元在德黑兰建成中东地区第一个标准赛马场。刚开业,邻近阿拉伯国家的豪客纷纷前来,下注一掷千金,利钱滚滚。可没多久,伊朗政权易手,新领袖上台,代表西方娱乐方式的赛马场无法生存,投资血本无归。但郑裕彤对投资失手毫无怨言,“月有圆缺,人有盛衰”——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在合作伙伴何鸿燊看来,郑裕彤是“真正的大豪客,赢得起,更输得起”。

   当记者追问,商海几十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他回答得简单又肯定:“没有。”

   “什么事别人看来大惊小怪,我都能等闲视之,因为我从来就不急于求成。即使遇到风浪,有一些损失,也不耿耿于怀,不影响工作和心情。”

   郑裕彤把自己的成功之道总结了24个字,凡人问起,如样奉上:“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事谨慎,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他细细解释说,人生即使有幸运,也不过偶然的一次两次,更多的时候则要靠自己勤勤恳恳;至于饮水思源,回报国家和社会,那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 2007-07-01 第十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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