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每逢酷暑之季，往往是各层人士的休假之时，政治家也不例外。

  　休假之地，一般是“在山水之间也”，因为靠山近水之地，也是可避暑气的清凉之地。但是，各国有各国的风俗，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政治家休假的地点和方式的选择也是很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政治家特别是国家在职领导人，从事的是一种时时放不下的事业，因此在他们的休假地，政治也会如影随形，休假地也会带上政治色彩。

  　美国总统布什的夏季休假地是一个名叫克劳福德的西部小镇。布什每年8月都来这里的牧场度假。他和夫人劳拉称这里为“家”，因为这是他们的私产，而世人称之为“西部白宫”。从气温上说，得克萨斯州相当炎热，但小镇只有700多人，牧场有树有草有溪流，是个“心静自然凉”的好去处。布什在这个“家”中会见外宾是一种极高的外交礼遇。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是这里的客人。布什笑称：“只有朋友才会被请到家里来。”这里当然会有各种政治活动，但活动可以在穿着随意、交谈放松的气氛下进行。

  　在德国，一至夏季，政治家们纷纷离开柏林，前往各自喜欢的度假胜地。联邦政府因此进入非正常工作状态，总理府也只有少数人值班。前总理施罗德很喜欢休假，但他休假时也有“政治任务”，即广交朋友、接近民众、了解民情。他喜欢回自己的家乡汉诺威度假，因为那里有他的亲朋好友，有他的民意基础。施罗德回老家度假的方式很低调，也很平民化，是所谓“蹲在家里”的“阳台度假”。这种行事方式让他很得德国民众好感。

  　埃及的沙姆沙耶赫是个著名的夏日度假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常来此地度假。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现总统布什，也对此地情有独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要找个密商之地，沙姆沙耶赫就近便利，是个合适的场所。近年，沙姆沙耶赫多次举行重要的国际会议。1996年3月，这里举行了和平峰会，29国政要参加。1999年9月，巴以双方在此签署了《沙姆沙耶赫备忘录》，以执行巴以临时和平协定。2000年，这里举办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四方峰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000－2001年度和平之城”奖颁给了沙姆沙耶赫。

  　苏联领导人夏季休假也是一种惯例。在索契、雅尔达等黑海沿岸的休假地，有众多别墅和休假官邸。有关休假的政治故事也比较多：1964年，赫鲁晓夫去黑海度假，莫斯科便启动了一次针对他的密谋，迫使他下台。戈尔巴乔夫也是在黑海度假时遭遇了莫斯科政变，导致苏联最终解体、戈尔巴乔夫本人退出政治舞台。俄罗斯现总统普京很喜欢去索契度假，据说他曾计划将那里的“波查诺夫溪流”乡间官邸变为工作官邸，以便开会和会见外宾。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避暑胜地与政治的关联度更高。

  　清代定都北京之后，康熙便开始建造承德避暑行宫。其政治目的之一是坚固北方，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同时维持满族狩猎习武的习俗。此地曾是清庭接见蒙古王公、班禅六世的场所，是慈禧密谋政变、诛杀顾命大臣的策划处，又是近代中国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的蒙羞之地。

  　再以庐山为例，它既是清凉之山、避暑之山、休闲之山，又是政治之山、“多事”之山。

  　历史上，庐山是失意墨客和政治隐士的避难之处。先有陶渊明在彭泽“采菊东篱下”；后有朱熹在山下主持白鹿书院，使这里成为南宋最大的学术中心、儒学国家主义的摇篮。唐代以降，才子词人，不少人来过此地，“文采风流今尚存”。晚清大儒陈三立曾避世于此。他为庐山劲松题词：“纵览云飞”，却又流露出一种“达则兼济”的入世情怀、政治情怀。

  　近代，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此大建西式别墅，不仅为西方移民提供了一个东方主义的营地，也向当时中国上流社会提供了一种西方现代性语境，点燃了本土现代性渴望，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山地资本主义营地。

  　现代的庐山直接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之山。蒋介石将此作为国民党的政治训练基地，开办了各种政治军事高级培训班。在政治的紧要关口，蒋介石多次上庐山，做最后的政治决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两次庐山会议都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让庐山具有了某种政治不祥感。

  　一般来说，人的心智活动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读书要心静，心静往往有赖于环境的安适。想问题时也往往希望在万籁俱寂之时，以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政治活动也是一种强度颇高的精神活动、心智活动，也有对环境的要求，这或许是清凉之地与政治多有关联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