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公司的朋友决定违规进行一项商业操作。他的算盘是这样的，就算被“违法必究”了，不过赔偿两三万元，更何况中国的法律一向讲究情理结合，在人情的作用下，也许可以用更少的成本搞定；但通过违规操作，至少可以节约10万元。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法律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成本因素。他的行事原则是：是否违法操作，只看成本高低。如果他还有时间考虑这样做是否道德的话，充其量就像谈完生意后和女士们聊聊爱情哲学，是对紧张的商务生活的调剂。

  　如今，在一小群商业精英的生活中，“金本位”的行为模式日渐清晰。他们做出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绝对冷静而理性。

  　我曾遇到一位英国爵士，做艺术经纪、房产等各种生意。他很喜欢讲述自己以前的四段婚史，并为曾经拥有意大利白人妻子、拉美籍红头发妻子、非洲裔黑人妻子以及亚美混血妻子而感到自豪。定居上海的他如今又有了新女友，面对是否会再婚的问题，却耸耸肩拉出空荡荡的裤子口袋说：我结不起第五次婚了，怕将来再多付一个人的赡养费。和他情况相似的一位中国商务精英却不介意再次进入婚姻，因为他总能成功地将离婚成本控制在最低。

  　周围日子过得很滋润的朋友几乎个个都是经济学家，都有一套生活经济学。比如，他们懂得为了不被罚款200元而主动将车停到收费停车库；也会及时终止波及面太广的涉嫌商业欺诈的行为，那是因为考虑到以后可能导致信用成本的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