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万钢站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舞台上，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主持母校的庆典。校庆之后，他就要北上赴任国家科技部部长。一有间隙，他就抽空在各个办公楼里再转转，依依不舍，“越要走的时候，越怀念这里”。

  　这是教会了他踏实做人、宽厚待人的地方，是把他放飞到万里之外的德国，又召唤着他义无反顾地回来的地方。

  　4月27日，万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此举被很多人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万钢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广受关注。因为，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出任部长的第一位民主党派人士，而且是一个回国只有7年的“海归”。从德国工程师、同济校长助理、大学校长，再直接 “飞跃”到部长，万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轨迹。

  　寻找德国最杰出的华人

  　帮助万钢完成这系列“飞跃”的一位关键人物，是现任同济大学的党委书记周家伦。当时，周家伦是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参赞，职责之一就是“搜寻”当地的优秀华人，帮助他们为祖国出一份力。“万钢那会儿是德国最杰出的华人之一，自然会引起我的关注。”今天，已经是同济大学党委书记的周家伦如此谦虚地说道，“我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1996年，同济大学德国校友会组建，周家伦推荐万钢去做首任会长。因为“他不只专业技术过硬，而且对事物有整体把握能力”。不久，万钢又成为中国驻德国大使的4名顾问之一，遇到经济问题时，大使都会向他咨询。“他和一般留学生的区别在于，他一眼看着国际最前沿的东西，一眼看着国内，然后聚焦，找到我们所能做的事。”

  　万钢和周家伦都是同济校友，但他考进同济的路，却走得很曲折。在东北插队6年、读书4年后，万钢才成为同济大学的研究生。那已经是1979年，时代的机遇悄悄降临到勤奋好学的万钢身上——这所由德国人创办、又从德文“Deutsch”而得“同济”之名的大学，重新打开和德国的学术交流之门。1985年，万钢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登上留学德国的飞机。

  　在德国碰到的第一件事，让万钢学会了自信。

  　万钢到克劳斯塔尔大学的外办，打听教学安排。德国老师很客气，请他先参加外国留学生德语入学考试。万钢不服气：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考？德国老师惊讶地看着他，安排几位教授跟他聊了整整一个小时，问了很多问题。结果是：同意免试。

  　从此万钢知道，德国人需要的，不是一味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地展示才华。

  　万钢在克劳斯塔尔大学，碰上了一个很有名的导师，佩特·迪茨教授，他在整个德国工业界都享有盛名。迪茨教授有个特点，指导博士生时，从来不说你应该如何，只提出一些问题，让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正是导师的这种培养方式，使万钢的实际动手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创造性研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也逐步形成了后来他任同济校长时的办学理念。

  　博士论文答辩后的一天，导师找到了万钢。这是一次“交心”的谈话，导师希望万钢留下，做一名德国教授；万钢却愿意去企业锻炼。万钢当然清楚，放弃在德国有很高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教授职业，转而投身企业，有着很大的风险。“但越是有风险，越能刺激我创新的激情。”最终他和导师达成了协议：一边在公司工作，一边兼任教授、指导博士生。

  　1990年，万钢带上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走出校门，来到了奥迪汽车公司。这篇博士论文里所研究的降低汽车车内噪音的技术，在奥迪得到了高度重视。一直到两年前，该技术才从奥迪所属的大众汽车集团的生产线上“退役”，共计生产了3500万套产品。

  　万钢在奥迪一干就是11年，从基层工程师，做到了总规划部的高级技术经理。每年，他的手里有6000多万马克的研发经费，可以自由支配。他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主持了15项关键技术课题，逐渐成为德国汽车行业的精英人物。有些研发项目，德国人做不出来了，奥迪公司总裁就会跑来问万钢“有何高见”。1998年，他被《德国工业导报》评为汽车行业年度十佳科学家之一。2005年，已经归国的万钢重访故地，德国汽车重镇下萨克森州的州长特意授予他“铁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当年的汽车低噪音设计。

  　回家当教授

  　在德国时，万钢每次到柏林出差，都会找周家伦聊天，聊国际汽车的趋势，聊中国汽车的发展：“中国汽车产业不能再走老路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我们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一旦市场形成了，我们就被淘汰了，民族工业就没了。”万钢的赤子之情，打动了周参赞。于是1999年，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邀请万钢，带领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

  　这次回国，万钢“触目惊心”：中国汽车工业对国外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那一年中国加入WTO的热潮，还让国内盛行一种“汽车引进论”：中国没必要做自己的汽车嘛。万钢忧心忡忡，他撰文向国务院提出，中国汽车产业要跨跃式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个切入口，传统能源汽车技术我们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多年，但新能源技术我们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况且这样一来，以后有能源危机了，我们也不怕。

  　新能源汽车？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巧，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访问德国，在周家伦的引荐下，万钢与她见面了。朱部长正式邀请万钢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

  　这个邀请太诱人了。此时，万钢想起了同济的老校长李国豪。有一年，李校长访问德国，万钢和老校长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李老对他说：“虽然你在奥迪干得很不错，进入了一个高峰，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国内目前形势很好，回国可能迎来更有意义的高峰啊。”

  　万钢的身上“流淌着同济的血”，能够回母校教书、把他对汽车的理解和实践传授给下一批同济人，万钢觉得太幸福了，“我不是急流勇退，而是急流勇进”。这股“急流”，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因此，放弃奥迪年薪百元美元的高级经理职位，他一点也没有犹豫。

  　在德国生活了近20年，他对中国的感情却日益深沉。有一回，奥迪公司新闻处的于尔根·德·格莱佛问本刊驻德国记者吕鸿，“你说万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人。”熟悉万钢的吕鸿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又反问了对方同样的问题，格莱佛想了想，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中国人！”

  　2000年，中国人万钢，“回家当教授”。

  　“哪怕一路黑，你要走到底”

  　那一天正是2000年的圣诞节。当德国人开始欢庆节日时，万钢只身一人，回到了同济大学，庆祝自己的“回归”。

  　此时的同济，已经为他造好了“庙”，就等着这尊“神”回来。在同济的办公楼里，最好的一间办公室已经挂上了“同济大学新能源工程中心”的牌子；100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也已到位；当时去机场接万钢的汽车工程系主任、后来汽车学院成立时的院长余卓平，已欣然表态，“万钢绝对是个领军人物，以后我就是他的配角。”

  　万钢没有动手，先是动嘴，他去公关了。结果，当时的上海副市长、主管经济工作的蒋以任又给了这个课题50万元，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出了50万元。200万元做一个软课题，学界和汽车行业都为之震惊——以前同类的课题，能有20万经费就不错了。拿着2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万钢选准了电动汽车的燃料电池，作为突破口。他做了一个调研，“在全球现有资源下，中国如何发展燃料电池”。

  　这个调研报告，为电动汽车专项列入国家863计划，打下了良好基础。课题接近收尾的时候，接替朱丽兰的新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把万钢召到了北京。一番长谈，整整半天的时间，徐部长当场拍板：成立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前期先设立规划组，万钢任规划组组长。“你去规划，不管多少我都支持”，“这件事情认定要干，哪怕是一路黑，你也要走到底。”

  　一直惴惴不安、摸不清新部长意向的万钢，此时万分激动。回到同济，他对大家说：“没有想到徐部长这样支持我们的研究方向！”。万钢是个细心的人，他给徐冠华的“腰包”打了个折，原本应该在10亿元以上的科研项目经费，万钢只申请了8.8亿。然后，他就抱回了该项目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燃料电池轿车的研发，一头扎进了研究室。

  　当时国内燃料电池的概念，还是一排排100瓦灯泡作为电池的负荷，这和汽车负荷完全是两码事。有专家将了万钢一军：“只要你能把这套‘庞大’的动力系统装到小轿车里去就算你赢了，先不用说动了，动不动以后再说。”还有人问，汽车那么多赚钱的项目不搞，为什么搞一个现在赚不到钱的？

  　顶着这样的质疑，万钢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研发。为了迎头赶上国外同行，他每天都在实验室。出差回来，家不回、办公室不去，第一站先到实验室。没有暖气，就买了很多军大衣来过冬。凌晨两、三点，为了某个零部件的调试，万钢和同事们都不愿走，裹着军大衣，在一边盯着。

  后来，万钢提出，要建一个“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这下又炸开了锅。有人说，汽车风洞是个烧钱的无底洞，模拟一个真实动感的外部环境，来测试实验室里的新车各项指标过不过关，划算吗？钱从哪里来呢？万钢并没有只向政府伸手，他多条腿走路，请企业以预付款的形式出资，等风洞建好后，用实验费用还款，还可以为每个需要的汽车企业提供服务。

  　事实上，与企业合作，对于有过11年奥迪工作经验的万钢来说，是驾轻就熟的。2002年，徐冠华部长对万钢说过，“要以企业化的形式搞科研”。很快，同济大学、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经委、科委，就共同成立了一家燃料电池动力汽车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正是万钢。迄今为止，这家公司已经和200多家企业合作，筹集了10多亿的社会资金。

  　转眼就到了2006年，万钢带着他的“超越三号”汽车来到了巴黎，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大赛。结果，中国汽车在燃料电池组比赛中超过了通用、福特、日产等汽车巨头，总成绩与奔驰基本持平，而且在氢消耗、低噪音等单项指标中名列第一。中国驻法国大使激动地对万钢说，“当大使以来，我第一次在这种技术比赛中看到中国人，我很骄傲。”

  　他就是国家需要的人

  　刚回国时，万钢第一站先到北京。一周内，他马不停蹄地拜访了5个部级干部。一个个地去“游说”新能源汽车计划。后来，汽车界的两位院士郭孔辉、郭重庆又联手给他写了封推荐信，推荐该项目。陪他同去的余卓平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满脸的钦佩：“我从来没看见过像他这样直接跟部级干部打交道的，他能这么坦然，是因为他心无杂念，他知道，要干成大事情，光蹲实验室不行。”

  　奔驰公司研发部的副总裁科勒教授，在万钢回国后，看望过他几次。第一次来，看到他没有暖气、只有军大衣的研发条件，十分惊讶：“你为什么要回来？”第二次来时，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你们的起步还是很快的。”到了第三次，科勒发出了由衷的感慨：“照这样的速度，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

  　“事实证明，国外花30年研制出来的第一代产品，我们只用2年就完成了，万钢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作为并肩战斗的伙伴，余卓平感叹道，万钢是个汽车“痴”人，除了勤奋、执著，还有大智慧、好眼光。

  　5月14日，温总理视察同济时曾提出过的一个期望：仰望天空，而不只是看着脚底下；身为校长的万钢，率先做到了。

  　万钢是在2004年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的，和他搭档的党委书记，正好是他的“伯乐”周家伦。他们一起领导着“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母校，走到了100年校庆的日子；几天前又一起欢迎和同济有不解之缘的德国贵客总统克勒、前总理施罗德……

  　这次校庆，也是万钢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出现在同济大学了。面对记者，他只是简单地说：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到新岗位上的第一件事是“学习再学习”。在和同济副校长陈小龙聊天的时候，万钢就是这样说的：“徐部长已经定下了非常好的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我去当部长，一定会沿用。”陈小龙说，根据他对万钢的了解，“作为一个部长，他不会太多去管科技部内部的事务，更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在国家层面去拓展合作，包括国际交流。”离开前，万钢说：“小龙，汽车学院的事就拜托你了。”

  　记者问陈小龙，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完人”的万钢，难道就没有缺点吗？陈小龙说：“中组部考察时，我回答过同样的问题，那时我想了很久，答案是‘有点胖’，你们应该理解我实在想不出别的了。胖再加上睡眠时间太短，对他身体不好。好在他睡眠质量还好，只要躺下就能睡着。”

  　躺下就能睡着的万钢，在听到自己即将做部长的那晚失眠了。“做校长时还觉得心中有底，可做部长，责任重大。”

  　但周家伦依然那么笃定。3年在国外，7年在国内，10多年的相识、共事，“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国家需要的人”。

  　他就叫万钢。

    万钢简历

　　1952年 出生于上海

　　1968年 到吉林省延吉州下乡务农

　　1975年 在东北林学院学习

　　1979年 在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

　　1982年 在同济大学任教

　　1985年 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

　　1990年 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任高级工程师、技术经理

　　2000年 就职于同济大学，历任工程中心主任、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

　　2005年 加入中国致公党

　　2006年 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2007年 任科学技术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