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朋友问李玲，回国工作的感觉如何，她拖长了音答：“很——辛苦，很——累!”她一般早上8点到办公室，差不多午夜或者凌晨回家。如果不出差的话，一周7天，天天如此。

  　尽管如此，这位45岁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成员，脸上仍然充满着快乐。从镜头里看过去，她的微笑有些腼腆。她身后的朗润园，曾是圆明园的一部分，朱漆灰瓦，大小庭院层叠错落，日影疏离。一间耳房，七八平米见方，是李玲的办公室。

  　“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

  　今年6月份以来，李玲关于“宿迁医改”的调研报告及其观点，被媒体频繁引述和转载后，引起轩然大波。

  　宿迁是江苏省1996年组建的地级市，经济不甚发达。从2000年开始，宿迁进行了被称为“卖光式”的医疗改革，将134家公立医院的产权卖给民间资本，医院由公立转为私营。这种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模式，一直广受争议，当地政府认为改革降低了医疗费用，老百姓看得起病了。

  　但李玲在对宿迁进行了一番调研后，却得出相反结论，认为“宿迁医改”“没有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费用不降反升”。

  　李玲的这份报告在今年6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后，舆论一片沸腾。宿迁市政府和一些学者纷纷批评李玲的报告调查时间短、数据不充分，结论太片面，有人甚至指责她学术态度不严谨，“草率地对宿迁医改下结论，除了沽名钓誉外，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动机”。

  　跟着骂声一起到来的还有媒体。李玲的一位学生很替她委屈：“我们不是带着否定的态度去的。关于‘宿迁医改’有人叫好有人批评，我们就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如果存在问题，我们就分析原因，供其它地方借鉴；如果真好，我们就把它总结成一个模式，帮助政府推广。这是临行前我们和李老师讨论的原话。”

  　“我写了‘宿迁医改’的成绩，也写了发现的问题，每一样东西都是客观的，希望能给政府提供参考。我要说的话已经说了，所以无所谓。”李玲稍作停顿，背台词似地说了一句：“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说完大笑起来，然后很放松地谈起了她们调研“宿迁医改”的来龙去脉。

  　李玲和宿迁的接触，实际上要早于“宿迁医改”的“元年”——2000年。施行宿迁医改的宿迁市领导曾经在李玲任教的马里兰州立大学学习过。“后来他回国后推行市场化医疗改革，把公立医院全都卖了，我非常惊讶：他是不是学错了！仇和在美国期间应该看到，即使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医疗卫生领域开始也是以国家干预为主。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收集研究宿迁方面的信息，并一直希望有机会去实地看一下。”

  　2006年4月，李玲带着课题组到达宿迁后，没有惊动当地政府，大家扮成病号，分头去医院就诊，“我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和医生、患者谈话，并且亲身体验在医院看病的过程。”李玲在报告中肯定了“宿迁医改”的好处，如医院改善了服务态度，增加了医疗收入，降低了单项检查收费和药价等。但同时她指出，单项医疗价格降低，并不代表老百姓看病比以前便宜。“当地很多医院不收挂号费，原来300多元的CT检查现在只需100多元，感冒头痛，医生也做CT检查，这根本不需要啊！”李玲十分无奈：“医生总是巧立名目多做检查，多开药，这使老百姓医疗费用反而比以前更多”。

  　李玲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市场化竞争使医院把追逐利益放在第一位。“医院利润率一般都在50%以上……宿迁市沭阳县人民医院光是一个骨科的进账，就从医改前的每年180万元增长到720万元；仁慈医院盖新大楼的3000万元贷款，3年时间就挣了回来。”李玲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12月7日，清华大学又抛出一份考察报告，称“宿迁医改成功”。李玲又一次被推进舆论的漩涡中。

  　“我为什么坚持政府为主导”

  　让李玲“忙死”的事情，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李玲提出中国应由政府拨款，建立以“广覆盖、低成本”为原则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同时引进国外品牌医院以加大医疗服务的竞争压力；成立统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实行垂直一体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资源。按照她的估算，建立全民健康保障体系后，政府财政支出每年约为2690亿人民币，占我国财政支出的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接近或者低于同类国家水平。

  　李玲是国内最早提出政府主导公共卫生医疗的专家之一。她的观点不仅来自于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也来自于在美国期间对西方医疗体系的观察和分析。

  　李玲在美国生活了17年。“我研究卫生经济学时，正赶上美国卫生医疗改革争论最激烈的时期”。李玲回忆说，1992年美国大选，克林顿和老布什竞争总统宝座。在竞选宣言中，克林顿抛出建立全民保健的议题，从而获得大量选民的拥护。当年刚刚赢得海湾战争的老布什，人气甚高。而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的克林顿最终能够获胜，一部分原因就是打出了全民保健这张牌。

  　“克林顿上台后，国会没有通过他的全民保健方案，这在美国引起了全民大辩论，其激烈程度比中国现在还热闹。而我正好经历了整个过程，这让我对医疗市场化的利弊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见闻，为李玲后来进言中国医改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李玲认为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医疗卫生的市场化。在这个领域，自由竞争和价格波动成了反比，市场规律失灵了。“这是因为医疗行业太特殊了，是一个强势垄断领域。医生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还提供建议。他让你吃药你敢不吃？让你做手术你敢不做？患者实际上没有选择权。”

  　说到这儿，李玲收敛了笑容：“我为什么这样坚持政府主导，因为现在中国很穷，我们必须给人民基本健康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除了政府没有谁可以承担。市场也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做好，这一点美国就是证明。现在美国也在由政府调控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其实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是由政府主导医疗资源”。

  　“中国医改应有全球眼光”

  　2005年成为国家卫生部顾问之后，李玲的言论开始备受关注，如今媒体将她称为“风口浪尖的人物”。

  　今年9月，国家成立了一个由11个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人士称该小组比较青睐由政府承担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一些媒体评论，这说明以李玲为代表的由政府主导医疗卫生的建议，正受到高层的关注和认可。

  　李玲的医改方案，并没有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为最终目的。“我们的医改不仅仅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问题，还应该有全球眼光，把医改上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李玲这样的想法，是基于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作用中的认识。“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健康非常重要，只有健康的人才有高的生产率，才能促国民经济的发展。”

  　李玲认为在卫生经济方面，中国政府有很大的空间可作为：“中国具有大国优势，医疗服务易形成规模效应，我们可以争取在这个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模式。除此以外，西方现代医学面临着困境，它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治疗方式正陷入僵局，因为生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这恰好是中医药的优势。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人，应着眼于全球市场。”

  　李玲高兴地告诉记者，她留意了国家“十一五”规划对医疗卫生的阐述，“和以前相比，这个规划对医疗卫生阐述最详尽，共有900多个字，涉及医疗、药品、中医药等方方面面。这说明，现在国家对医疗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兴奋的同时，李玲更希望自己的研究和积累，能够为具体方案的出台实施出一份力。

  　“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事可以做”

  　采访过李玲的记者，对她的印象惊人地一致：热情、灵活、思维敏捷。但现在还要加上一点——像着了魔一样工作。这位高高瘦瘦的女子，现在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除了负责整个中心的日常事务，还要带学生，做课题，出席各种会议和论坛。

  　李玲回国之后，一直带女儿住在北大一个60平米的教工宿舍，“不是没有房子，而是图离办公室近，一个箭步就到了”。李玲属于那种把发条上满之后再多拧一圈的人，一说到工作就开心得要命：“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事可以做，我自己也太贪心，所以工作总是很忙碌，停不下来。”

  　要是不回国，李玲的小日子过得相当惬意。她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当终身教职，薪水丰厚，工作悠闲，社会地位也不错，“可以整天躺在阳台上看小说”。但李玲却觉得那样生活有些平淡：“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可学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往下几十年会是什么样似乎都能看到头。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要什么呢？”听见记者这么问，李玲向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一脸严肃：“为国家做贡献啊，这真的不是说大话”。

  　话音未落，李玲先笑了起来：“现在说为国为民会让人觉得很假，不过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基本上做事情会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李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疯”事，都是由这个念头所驱使。

  　在李玲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的言论会成为政府部门的决策参考。那时她的梦想是当作家，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她对科技强国无限向往。“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招生，她进入武汉大学物理系深造。但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忽然发现中国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于是给当时的武大校长写了一封10多页的长信，要求转去经济系学习。想不到校长竟大笔一挥，什么考试也没有就让她转入经济系。“我估计当时全校上下，也就我这么一个。”现在谈到这件事，李玲仍然对老校长满怀感激。

  　1987年，李玲有机会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经济，接下来就顺风顺水地一路拿学位，博士毕业后当了大学老师。当生活都稳稳当当的时候，她忽然决定回国任教，一帮同事拦着她狠劝：“你疯了吧！”

  　“我一定要回国，在美国17年我都没有入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那些人不明白，我放弃的是物质上的一点享受，我获得的是巨大的人生舞台，这可是中国啊！”2003年，李玲变卖家产，如愿回国。

  　在采访中，经常听到“建设四化”、“当家作主”等字眼从李玲口里说出，情真意切，神采飞扬。采访结束后，她忽然对记者说：“我们聊得挺开心就行了，你们能不能别写了。”她的学生解释说：“李老师只是想做点事，尽一点责任，不愿意被太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