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向雷锋同志学习”,已不像往日那般被时时提及;关于雷锋的记忆,也似乎正在远去。在最需要中国人自己倾注关爱的地方——贫困地区、社会福利院、文物保护区等,外国人的身影却越来越多。他们不怕劳累和艰苦环境，服务于人们最需要的地方，被称为中国的“洋雷锋”。从本期开始,本刊推出几位活跃在中国的“洋雷锋”,探究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早就听说东乡有个从美国来的“洋雷锋”，却不知东乡到底在哪里。几经查找，记者才发现，东乡是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个小县城，地处山区。这里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就是在这个贫瘠的地方，一个叫丁大卫的美国人，拿着每月500元人民币的工资，一呆就是6年。

  　记者见到丁大卫的过程，与他这个人一样，也堪称“离奇”。因为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记者只好在东乡县城唯一的马路边到处打听。走进一家羊肉面片馆，问店家是否知道一个叫丁大卫的“老外”。店主神秘一笑:“你还真会找，他就在里面吃饭呢!”透过塑料门帘，记者一眼就看到了一位非常扎眼的黄头发“巨人”。“丁大卫”一定就是他了!

  　采访在大卫的办公室里进行。小屋白天是办公室，晚上则成了卧房。里面摆着一张旧沙发，还有一张容纳不下他1.90米身躯的小床。“蜷着也可以睡着，习惯了。”大卫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一面五星红旗，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为什么要来东乡?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我们的谈话就此开始。

  　与珠海的民工比待遇

  　大卫的美国名字叫David Deems。他出生在美国克利夫兰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中共有兄弟4个。大卫的父亲是一家著名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母亲曾为中学老师，后专门在家照顾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可谓平静而幸福。

  　高中毕业后，大卫进入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弗吉尼亚州威廉马莉大学，就读于该校最有名的专业——经济学。他本打算毕业后到一家航空公司做经济咨询顾问。

  　大卫从小就很懂事。他觉得，既然付了昂贵的学费，就一定要学到最多的东西。于是，他选修了被认为最难学的语言——汉语。没想到，这一选择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大学3年级时，大卫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进修汉语。1年间，他游历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很快就喜欢上这片土地和它的种种风情。回国后，大卫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学位。此时，他的梦想发生了重大改变——要成为一名四处传授知识的教师。

  　毕业后，大卫先在日本工作了1年，后又来到中国，在珠海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校长为了照顾这个洋大个儿，给他焊制了一张又宽又大的专用床，还准备为他配备空调、冰箱。没想到大卫却不领情，反而去找校长理论。当时，学校外正在修建一个大市场，每天乱哄哄的。大卫指着民工住的地方，对校长说:“你看他们，那么多人挤在一个帐篷里，很闷很热，冲凉也不方便。我跟他们相比已经强很多了。”校长很吃惊，从此逢人便说:“我这里有个美国人，他和民工比!”因为工作出色，仅过了1年，大卫就被提拔为恩溢一所分校的校长。

  　然而，大卫此时却“空虚”了。当校长管理学校，并不是他的初衷。他想去中国最需要老师的地方，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次，一个走南闯北的司机告诉他，甘肃有个叫东乡的地方，非常穷，很多孩子上不起学。大卫突然睁大了蓝眼睛，觉得那里可能更是他要去的地方。

  　1995年暑假，大卫独自一人登上了前往西北的列车。一路上，他看到、听到了很多关于西北的真实情况。做了一番认真的调查后，大卫决定先申请到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当外语老师，“这里的学生毕业后，大都回到当地做老师。因此，这里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

  　跟兰州的老师比工资低

  　在给西北民族学院的简历上，大卫在“个人爱好”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下——喜欢为人民服务的活动。他说，这是他看了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后受到的启发。

  　大卫刚进西北民族学院时，因为学校的外教名额已满，他被安排在院长办公室工作。他哪里会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手续办了整整1年都没有结果。其间他没有任何收入，大卫对此却毫无怨言。1年半后，手续终于办妥了，大卫被学校调到外语系，工资为每月1200元。大卫打听后得知，他的工资比一般教师的都高。于是，他找到校领导，要求降薪。领导们很不解，因为要求提薪的教师很多，而拼命要求降薪的，只见过大卫一个。外籍教师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000元，可大卫觉得还是太多。校领导无奈，只好给他定薪为每月950元。

  　大卫似乎一直觉得自己的工资太“多”。在珠海时，他就硬是让校长把他的工资降到与中国同事一样的标准。“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教一样的课就应该拿一样的钱。”

  　细心的大卫发现，学校的英语角没人组织，于是自己出面重新把英语角办了起来。为了让学生听到纯正的英语，他从兰州其他高校请来留学生，条件是只要他们能坚持到底，就请他们吃饭。在西北民族学院的几年里，请客，几乎成了大卫最大的开支项目。

  　大卫教书也不含糊。他上课提问多，课后作业也多。但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每学期开课时，我都会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们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在西北民族学院任教的7年里，大卫对每篇作业都认真修改，没有一次敷衍。

  　大卫说，他如此认真，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凭良心做事”。其结果是，他所带班级的英文成绩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他在西北民族学院的名声因此越来越响。但此时，大卫又开始反思了。这意味着他的又一次离开。“这里的一切都走向了正轨，我要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兰州的条件还是太好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叫‘东乡’的地方。”

  　在东乡当起“勤杂工”

  　大卫通过查资料得知，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东乡族在全中国各民族中，成人文盲率最高，达82.63%。当地文化程度综合平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水平。

  　2000年之前，东乡县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严格规定:外籍人士不得进入。但大卫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认准了这个穷地方，“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我就留在兰州，那我干脆回美国得了”。一有空，他就坐上途经东乡县的长途汽车，只为透过车窗，看上一眼自己“牵挂”的东乡。

  　2000年，东乡县终于允许外籍人士进入了。仍在西北民族学院教课的大卫，每周花3天时间留在东乡，义务助教。

  　由于条件有限，东乡的学校不能解决大卫的食宿，而一般旅店也不愿接待一个蓝眼睛的外国人。几经周折，大卫在一家旅社住了下来。房间里空空荡荡，冬冷夏热。但就是在这间只有一张床、住一晚仅需四五元钱的房间里，大卫一呆就是两年。

  　2002年底，大卫被东乡县教育局聘为教育顾问。于是，他正式辞去在西北民族学院的工作，来到了东乡。教育局当时承诺，每月给大卫500元的工资，但因为手续问题，直到2004年年底，大卫都没有拿到一分钱。“那你当时靠什么生活呢?”记者问。大卫很淡然:“全靠以前的积蓄。我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支出除了吃饭就是给家人打电话和写信买邮票，每月四五百元足够了。存下的钱本来是要娶媳妇用的，可当时哪有人跟我过这样的日子(爽朗地笑)。自己过，钱足够了。”

  　大卫在东乡的工作五花八门，处理各种琐碎事务花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他每天去自己负责的几所学校检查，看学生们缺什么，看学校的桌椅、黑板、旗杆有没有损坏，有问题就立刻修理，俨然一个修理工。

  　他利用原来的工作关系，带着东乡师生去广东看大海，去北京搞联谊。为了省钱，出差坐硬座，还要找花费最少的火车线路。

  　大卫经常趴在教室玻璃窗外数学生人数。因为这里的很多学生一到十三四岁，男孩会被送出去打工，女孩则留在家里务农。看到学生都在，他才松口气。

  　遇到特殊的庆祝活动，大卫又成了采购员，提前算好人数，赶到兰州买礼物。遇到教师节，他给老师们送去床单、被套;儿童节，给孩子们带来图书和文具;妇女节，给女老师们带些水果、糕点或镜子。

  　他还充当“维权卫士”，曾因为学校被征收不合理电费而去跟电力局理论;为一个新到东乡某村代课的老师解决住房和看电视难问题。

  　大卫说，在东乡，没人交给他具体任务。“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对这里有用就行”。大卫的话让记者想到了“愿做一颗螺丝钉”的雷锋。大卫的出现，让记者又一次看到了雷锋的影子。

  　2003年10月，大卫的父亲和其他几位美国老人专程来东乡看望他。然而大卫给这些花甲老人安排的活动，竟是让他们为一所刚建好的小学修砌围墙，而且一砌就是3天。当地人觉得大卫太离谱，而他却说:“父亲很支持我在这里的工作，他们当然愿意给学校干点事了。”父亲离开时，给大卫留了883美元，大卫后来兑换成7250元人民币，全部花在东乡的教育上。

  　“落伍”并幸福着

  　37岁的大卫很长时间都是单身一人。闲下来时，他喜欢拎着跟随他多年的棒球棍，到教育局门外的空地上挥几下。好多女教师跟他开玩笑说，他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为脚太臭、人太懒，还有就是“不舍得换身衣服”。同事们形容他是“单身怪人”，“总穿着他妈妈寄来的一件绿格子大外套，背一个破旧不堪的黄色帆布包，穿着磨出了脚指头的球鞋，迈着两条长腿走来走去”。

  　2004年10月，大卫在一次棒球比赛中，认识了在青海外语学院当外语老师的美国姑娘韩诗蝶(英文名字叫Stacy)，两人一见钟情。大卫说:“我们的价值观很相似，都热心于教育工作。我觉得她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2005年暑假，大卫回到美国，与韩诗蝶举行了浪漫的婚礼。新婚不久，夫妇俩就携手回到东乡，过起夫唱妇随的小日子。

  　从此以后，两个高个子“老外”形影不离地走在大街上，成了东乡县一道靓丽的风景。大卫和韩诗蝶都喜欢吃东乡的羊肉面片和手抓羊肉。韩诗蝶还入乡随俗，像其他已婚东乡女人一样扎起了头巾，把头发裹得严严实实。她笑称，“这样可以防尘，不用天天洗头发，挺好的”。

  　记者问大卫，是什么驱使他到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来的地方扎根。他想了想说，很多人觉得他很“落伍”，“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真正满足、平静吗?我们应该弄清楚我们最需要什么，而不是按照社会标准去成为什么”。

  　大卫告诉记者，他在做自己最喜欢也最想做的事情，因此觉得很幸福。这种幸福是大房子、好车子换不来的。他觉得自己很富有——“我拥有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