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看似普通的美国老人，然而，自从她21岁来中国生活后，每逢“十一”国庆节，她都要在自家门前悬挂中国国旗，今年，这面五星红旗已经第57次被她挂起。

  　她叫雪莉·伍德，中文名为吴雪莉，住在中国的七朝古都开封，任河南大学外语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雪莉在中国生活了60年，她悬挂至今的国旗和新中国同岁——整整57个年头。这么多年，那些人，那些事，都已经渐行渐远。每每拿出国旗，老人总是感慨万千。

  　“我家的国旗57岁了”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作为一名外国人，吴雪莉目睹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那时候陈毅是上海市长，我真是佩服他。”回忆起自己在开国大典前夕买的中国国旗，雪莉首先想到了陈毅。“那时我刚到中国没几年，住在上海。记得直到9月26日，全国政协才决定了国旗的样式，离开国大典只有4天时间了。陈毅立刻调动各部门筹集布匹资源，号召市民赶制国旗。当时资源非常匮乏，真想象不到他们是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找到那么多红布、黄布，各个街道居委会都蹬着缝纫机赶做国旗，我的国旗就是在那个时候买的”。

  　吴雪莉指着自己的国旗向记者介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五星红旗都是用粗布缝制的，五角星也是单面的，“你看这里，这肯定是块布头，那时候每匹布的布头都有个章，一般没人用。在陈毅的号召下，1949年10月1日，家家户户都挂起了国旗。”

  　从那以后，“十一”挂国旗成了雪莉家的固定仪式。“后来日子好了，孩子们看见院里人家挂的国旗都是绸子的，颜色鲜艳又好看，都争着给我买个新的。我一直不舍得换，我就要挂这面，她见证了我在中国的成长。”

  　雪莉视她的国旗为传家宝，外人禁止触摸。“你看，前些年一家媒体记者要给我的国旗拍照，他们不小心把它勾在了门角上，给我刮了两个洞，这些孩子，毛手毛脚的。”雪莉至今还不依不饶：“我以后再也不让他们碰了，也不许别人拿去挂，每次都要亲自挂上去。我家的国旗比你们的年龄都大，已经57岁了。”雪莉自豪地说。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已81岁高龄的雪莉老人，高声大气地跟记者历数往事，一下子聊了3个小时。我们在暗暗担心她的身体是否吃得消，可老人一直谈兴不减。对于过去，对于这个她生活了60年的国家，她有太多的话要说。

  　3个月就决定嫁给中国人

  　雪莉·伍德和克林顿是同乡。1925年7月15日，她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小镇，父亲因为对海地共和国有特殊贡献，曾被选为海地驻休士顿领事。起初，雪莉家的日子还算殷实，但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他们的咖啡园很快破产，一家人在贫困的荫翳中苦苦挣扎。“那个时候家里的日子不稳当，有时候都揭不开锅。” 雪莉·伍德操着一口开封方言说。

  　迫于生计，不到16岁雪莉来到底特律给人当保姆：“看孩子，洗衣服，做饭，我啥都干，后来我又进了工厂。”虽然给别人打工的日子已经非常忙碌而辛劳，但雪莉还是申请了在密执安州立农学院（现密执安州立大学）半工半读。这个选择，不仅让雪莉有了充实自己的机会，更让她收获了爱情。在大学，一位高个子的中国留学生闯进了她的视线，这就是她后来的丈夫——黄元波。

  　黄元波是中国留学生，出生于广西壮乡。在那个年代，一个美国女孩和中国男子谈恋爱非常少见。黄元波为了追雪莉，煞费苦心：“他天天找机会和我见面，送花、请吃饭、看电影，现在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的招，他都使过。”

  　提起当年，老太太不由得满脸堆笑。“当年好些人追我呢。”雪莉老太太颇有些得意地强调。的确，从泛黄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出，20出头的她，窈窕美貌，一双碧眼顾盼生辉。可以想象，有多少小伙子为她神魂颠倒，那么她怎么偏偏爱上了这个中国男人？

  　“他长得好看，人也好，对我不错。”虽然对当年的恋爱轻描淡写，但雪莉的眼睛却突然亮了起来。“我们的感情进展迅速，仅3个月就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1945年12月25日，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在圣诞树下，这对异国恋人举行了婚礼。“那天恰好是北京时间的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可能真是命运的安排，冥冥中注定我和中国有一段不解之缘。”

  　颠沛流离后选择做河南人

  　1946年，雪莉·伍德跟随丈夫横渡太平洋来到上海，那年她仅有21岁。她的21岁生日就是在轮船上度过的。从那以后，雪莉·伍德有了中文名字——吴雪莉。

  　在上海短暂休整之后，黄元波选择到当时条件较好，也较为安定的西北农学院任职。嫁给黄元波来到中国后，雪莉才发现了丈夫的“秘密”：“他认识我的时候说自己29岁，结了婚每过一年他就把自己的岁数往上加几岁，最后才短短几年，他就说自己已经35岁了，我这才意识到其实他整整比我大了14岁。当时完全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黄元波怕娶不到我隐瞒岁数。”雪莉老太太一脸坏笑：“有什么办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尽管如此，雪莉对丈夫的回忆，还是充满温情和甜蜜。

  　1947年5月，他们的长子黄礼民出生了。就在雪莉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幸福中时，西北战事却渐渐吃紧。1948年，西北农学院停课，黄元波夫妇打点行装四处躲避战乱。“简直是无家可归，在西北生了第一个孩子，抱着他到处跑；后来在南京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刚生下来还得跑……”。

  　终于，雪莉一家来到了上海，黄元波托人找了个在南通大学当教授的饭碗，吴雪莉在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驻上海的商业机构当打字员，全家才算从颠沛中暂时安歇。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黄元波被调往河南开封主持筹建生物制药厂。雪莉随夫带着孩子举家迁往开封，从此那里成了她的第二故乡。

  　雪莉最终选择在河南大学当英文外教，那时，蓝眼睛的外教十分罕见，一时间她成了整个开封的新闻人物。

  　在那里，她也和当地人一起经历着风雨。“文革”开始后，丈夫黄元波被关进了牛棚，雪莉只得一个人维持全家的生计。一次，国外亲戚给她寄来了一小桶面粉，雪莉给每个孩子的碗里放了一小撮，用开水冲成面汤当咖啡一样喝。洋面粉喝完了，孩子们闹着要亲戚们再寄，雪莉不同意：“我们要靠自己生活，不能依赖别人。再说，写信伸手向国外要食品说在中国吃不饱肚子，对咱们国家影响也不好。”这个时候的吴雪莉虽然还没有中国国籍，但她已经完全以中国人自居了。

  　是啊，转眼20多年过去了，少女雪莉已经成了吴奶奶，并养育了6个儿女，她最好的年华都交付给中国这片土地，但自己仍然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她坐火车出门都要到公安局备案，动不动就被说成是美国“特嫌”。她多么希望自己能早日拿到中国人的身份，真正成为这片她热爱的土地上的主人。

  　1975年，雪莉的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经周总理的批示，吴雪莉正式取得了中国国籍。“我太开心了，终于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此后我挂国旗的时候，都特别幸福。我爱中国，更爱古城开封，我决定在这里扎根，做个河南人。”

  　“我的爱、我的家在中国”

  　1981年，中国国务院首批准许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名册上，河南大学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位列其中。作为系里最具学术权威的吴雪莉一直希望能培养出最好的硕士生。在外语系里大家都知道吴教授严厉得不近人情，但从没有人提出抗议。因为吴雪莉的“严”，先从自己开始。

  　她从不缺课，不管遇到什么事，一律上课为先：“耽误学生的授课时间，那简直是犯罪。”吴雪莉患有腿部静脉曲张，犯起病来几乎无法行走，每逢犯病，雪莉就单腿跳着去上课。当她一步步跳进教室，所有的学生都肃然起敬。据说，雪莉当教师50年，上课从不迟到，也几乎从不请事假。

  　她牢记中国的古训：“严师出高徒”。每年学生写毕业论文，班上总有不少女生哭鼻子。雪莉却不心软：“哭了好，哭了才知道怎么写论文，怎么做学问。我还在想，那些男孩子什么时候能因为论文哭鼻子，那他们的论文就离通过不远了。”有一次，果然有人给雪莉透露消息，有男生因论文在宿舍偷偷抹眼泪。雪莉笑了，“这说明他们真的着急了，开始重视了，男孩子贪玩，能为这个哭他会记住一辈子的。”

  　直到1995年，70多岁高龄的雪莉仍然坚持带学生，学校出于对她身体健康的考虑，逐渐减少给她分派学生，雪莉也开始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了，“不给我学生教，那我就写回忆录，我还想学西班牙语。”雪莉把自己的老年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如今，雪莉的家变成了两层小楼，在河南大学西门外一条曲折的胡同尽头，环境清幽。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建筑，是吴雪莉6年前用20万元人民币买下的，也是她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最主要的财产。房间里的陈设和普通的中国家庭并无二致，但意趣横生：雪莉吹声口哨，门旁鸟笼里的鹦鹉也跟着大声应和；一只花猫从容地在陌生人面前来回踱步。

  　雪莉会唱我国黄河流域流行的民间小戏“太康道情戏”，会打太极拳，拿起剪刀就能做剪纸。她常带着孩子们去铁塔湖、黄河里游泳，给她们讲中国歇后语……

  　丝瓜藤下，雪莉从美国移栽的芜香长得很精神。她说：“我这一辈子都在这里了，我的爱、我的家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