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持续数天的闷热让人打蔫，透过工人体育馆旁咖啡店的玻璃窗，我看到一位蓝眼睛、高鼻梁、栗色头发的中年女士快步走进来。“老外”的长相，让我确定她就是华新民——身着亚麻衬衣、白色布裤子，足蹬一双搭扣绒布鞋，身体略微有些发福。这位中年女人，怎么看都像是邻家的阿姨。

  　“最近还在为我们家院子的事忙活着。” 有着1/2法国血统和1/4波兰血统的华新民，满口京腔。这几年，华新民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老胡同，找到了所有四合院该拆不该拆的理由，提出了既能提高市民居住质量，又能妥善保存古城建筑风貌的建议。因此，许多北京人对这个法籍女人的名字耳熟能详。

   无法抹去的记忆

  　1954年，华新民出生在东城区米市大街附近的无量大人胡同18－20号院(“文革”期间更名为“红星胡同”51、53、55号院，并一直沿用至今）。那是一座由她祖父华南圭亲自设计的带花园的宅子:平房，房顶铺着合瓦，墙上刻的是讲述三国演义故事的砖雕，外加一幢一层半高的中西合璧八角楼。

  　华南圭生于江苏无锡，是中国近代建筑学先驱。1903年，他被公派到法国巴黎公共工程大学学习，成为该校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娶了一位法国籍波兰女子为妻。1910年学成回国后，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

  　“那个时候我爷爷想的就是怎么为中国人争气。” 华新民很自豪地说，“大家都知道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过奖，可是你知道吗，在那届博览会上获奖的还有我爷爷参与设计的一个铁路项目。那可是中国首次正式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啊!”

  　华新民的父亲华揽洪生于北京，16岁即赴法国学习建筑，后来也娶了一位法国女子为妻。如今北京市儿童医院以及北京第一座商品楼华侨公寓的设计，都出自华揽洪之手。华揽洪同时也是著名的“北京城墙存废之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父亲现在已经90多岁了，他生活在法国。”

  　华新民的童年记忆充满了对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深深怀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蔡元培家住在东堂子胡同，朱启钤家住在赵堂子胡同，无量大人胡同9号住着梅兰芳，还有很多知名的医生、工程师、大学教授……街坊邻居互相串门儿成了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那时候人们写的日记可有意思了，都是‘某天，我到谁家做客’什么的。” 如今，已过知天命年龄的华新民，谈起祖辈们这些往事，脸上仍洋溢着孩童般的笑容。

  　“我们家是个中西合璧的院子，树和花特别多，有芙蓉、枣树、桑树，还有喇叭花，大水缸。哥哥大我15岁，姐姐大我9岁，可是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的时候，从来没寂寞过”。“院子是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小虫子、小蜻蜓、小蚯蚓……院子能让你清晰地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全职母亲变成胡同捍卫者

  　华新民眷恋着北京，她对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

  　“‘文革’是一场噩梦啊，当时离开中国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呼吸自由的空气，可以自由地说话。” 1976年4月，华新民乘上途径西伯利亚的火车，随同家人前往法国。

  　上世纪80年代，华新民随丈夫在香港旅居数年，并在那里生了两个女儿，但她说自己太不适应香港的高楼大厦。90年代初，她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北京。“我丈夫在一家法国驻华公司工作，而我那时候是‘24小时母亲’，全身心都放在女儿身上。”

  　就在华新民尽情地享受着北京的一切时，1997年，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她安宁的生活。“有一天我走到西单附近，突然发现劈柴胡同等一片胡同被拆了!那时我一下就懵了，后来听北京市规划委的父辈讲，北京要拆很多条胡同，我当时非常震惊啊!”

  　人们总喜欢把华新民的行为与她的祖父、父亲联系起来，但华新民强调说自己保护四合院和胡同“纯粹是出于个人感情”。“我爱北京旧城区，我走到哪都感到亲切，走到哪都有记忆。小时候我到护城河里游泳，在胡同里打乒乓球，我每天到离家不远的史家胡同小学上学，旁边有盛芳胡同，那里住着我的同学，每天放学，我到她们家院子里溜冰，把面粉揉成面团做手工，剩下的自己吃，哈哈

  　我太爱北京了!”华新民喜欢称自己为“老北京”。

  　华新民找到北京市规划委，询问为什么要把四合院这么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东西拆掉。规划委的人说，那你说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于是华新民就买了一张北京市详细地图，一块块撕下来，顶着烈日，骑着车在东城、西城胡同集中的地方，一条一条胡同、一个一个院子地察看。她用不同颜色标出该拆和不该拆的地方，跑了几个星期，抱了一大堆图样送了过去。“有结果吗?”我问。“没有结果。”华新民苦笑。

  　华新民说她不甘心。这个蓝眼睛的“老北京”不停地找规划委，给北京市政府、国务院写信，她在信里表示自己的不解:为什么北京这个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古都，要拆掉这么多老院子呢?她还在信里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把北京的老院子作为奥运会的家庭旅社，不用再建那么多酒店，省下的钱则可以用于修缮老房子，“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还消除了‘后奥运问题’——奥运会后，那么多的旅馆谁住啊。”

  　为了留住四合院，华新民和摄影师叶金中一起挨家挨户地敲门，给四合院拍照。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57条胡同112个院落，华新民全都抢在推土机前，用镜头记录下来。“一共200多幅完整的四合院照片，我把它们装订成册，送给了北京市政府，上面悲壮地注明:所有这些院落，都是即将被拆掉的”但是3年后，华新民还是看到这些院子倒在了推土机的铁爪下。

  　2003年，华新民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举办了“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摄影展，她希望通过强烈的视觉效果，唤醒北京人关注四合院这一珍贵遗产的意识。

  　把四合院当孩子，到处求情

  　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的步伐，华新民每天都在为“留住四合院”而奔走呼号。

  　孟端胡同45号，是让华新民最痛心的院子。2004年12月前，这个位于西城区月坛北桥东、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保存得相当好:5.5米高的北房，粗壮的房柁，垂花门和两侧绿色的走廊……“我一直在拼命为它求情，写信建议把45号院改成一家高级饭庄、酒店或俱乐部，希望像欧洲国家那样善用自己的一些文物建筑。在高楼林立、节奏紧张的金融街里，人们能到一所古典庭院里休息一下，多么惬意啊，可是我的话没有人听。”

  　南小街新鲜胡同东面开始拆的时候，由于基层干部说要拆迁的都是危房，华新民就写出文字材料，并把一些好院子的照片拿给主管干部看，也录了一些居民的音，希望能留住好的院子，但是，除了几个院落外，绝大部分还是拆掉了。

  　“我去过的那些院子就跟我的孩子一样了，所以，怎么能够忍受孩子被夺走这样的事呢?有时候看着院主人哭，我也跟着一起哭。”像察院胡同23号、美术馆后街22号……用华新民的话说，都是些“极美的院子”，“有很多的故事”。可是，这些院子还是永远地消失了。

  　就在华新民为留住别人的院子四处奔走的时候，没想到“厄运”会降临到她自己头上。2005年2月的一天，华新民闻讯赶到自家的旧宅时，几个手拿镐头的民工正在拆房上的瓦。“怎么也不敢想象，我家的院子会被拆掉!8年来，我第一次以房主的身份站了出来。我忽然间比任何时候都更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拆毁’:每砸碎一块砖，每揪断一根木头，都像直接砸在我的心窝上一样难受。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户人家，爷爷建造的院子就这么没了，这不是金钱能够补偿的。”华新民显然有些激动。

  　“拆迁现场成了我的战场”

  　在保卫胡同的岁月里，华新民遇到了不少知音，这些人中有老北京，也有纯粹热爱北京文化的人，但是这些“胡同守卫者”引来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居然说我们是吃饱了撑的!说我们都是因为自己住得很舒适，没事闲的。什么混账话啊!”华新民提高了声调，眼神里充满愤怒，“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居住环境优越，才说北京的旧四合院珍贵，我们只是出于最基本的责任感。”

  　对于华新民来说，每一座院落的拆迁现场就是她的“战场”，她几乎每天都出没在即将消失的胡同深处，以至于那些长期生活在胡同里的大妈大爷都认识她，只要见到她，都会请她进屋，让她看看自己的房子能不能被保护下来。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华新民的战果廖廖可数。“北京是一座非常动人的城市，很多中国人没有想到，在世界上，许多外国人都在说，北京是地球上最美的城市。如果老建筑还在，都立在那儿，我们走到那里，就会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能触景生情。可现在，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四合院所剩无几，景都没了，哪来的情呢?”

   华新民望着远方，“失去了四合院，北京就失去了特色，我不能看着北京成为一座平庸的城市。”在华新民眼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灵魂。“如果有一天四合院不复存在，你还留在北京吗?”记者问。“如果真是那样，也许不仅仅是我，所有背井离乡的老北京，都不愿意回来了。”华新民含着眼泪，哽咽了。

   临别的时候，华新民说自己太伤心了，“有历史的国家，别人是羡慕你的。四合院是西周就存在的建筑，可现在每天都在拆。建筑没有了，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没有了。现在，是这座城市无助，不是我无助。我没有权力，所以我只能再去呼吁一下，但感觉是那样有气无力。”

   有人说，如果北京的胡同能够多保住一些，应该给华新民立块“功德碑”，而华新民从来没有想这么多，为了胡同，她仍在不知疲倦地与时间赛跑

   （编辑：刘 畅 美编：张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