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结束任期的日子逼近、下任首相呼之欲出，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民众都在拭目以待——下任日本首相会不会还是个“参拜靖国神社派”？

  　笔者在日本期间，多次听到媒体界的朋友说，小泉9月份就要下台了，他可能会忘掉任期内发生的很多事情，但绝对忘不掉一群日本老人。因为这群老人无一不痛骂小泉，无一不痛骂靖国神社。他们甚至说，小泉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其行为与“恶棍”无异。在很多日本人看来，这些老人与小泉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更有日本媒体称他们是“小泉的最大敌人”。

  　这些老人何以成为“小泉的最大敌人”？他们是怎样一群人，如今在做些什么？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几乎走遍了日本，寻访这群“最痛恨靖国神社”的日本老人。

  　山下好之，20年坚持培养“中国通”

  　笔者很快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小泉的最大敌人”就是日本“八·四会”的成员。“八·四会”也称“椰子实会”，成立于1958年，会员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八路军、新四军的日本人。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目前在世的只剩10余人，而且大都已年过八旬。了解他们的中国人都知道，他们不仅对日本，对中国也是一笔财富。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亲历日本侵华暴行、能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提供最有力证据的日本人。

  　山下好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对山下先生的采访是断断续续完成的。每次回答笔者的问题，他总是笑眯眯地，一再说：“参加八路军，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

  　山下1944年4月从日本山口县宇部市工业学校毕业不久，便被强征入伍。当时日军在战场上吃紧，兵力不足，便在国内不分老幼乱抓壮丁，连十几岁的学生也不放过。山下入伍后，被送到日军驻上海第一海军军需部服役。8月的一天，他与9名士兵奉命乘船运送枪支弹药，不想在山东沿海遭遇台风，船在靠近海阳县海岸时触礁。眼看就要没命，大家只好跳海逃生。10个人好不容易爬上岸，却当即被八路军武工队活捉。

  　这些丢了武器的日本兵吓得浑身直抖，因为他们听长官说，一旦被八路军生擒，肯定会被杀掉。可八路军不但没杀他们，还给他们发服装，让他们吃热馒头、喝鸡蛋汤。于是，山下明白了，八路军是“不杀俘虏”的。几天后，山下等人被送到了“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主动要求参加八路军。1945年5月，他被送回了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8月15日，日本投降后，100多万名战俘和日本侨民需要安置，急需会说日语的人。山下随即奉命火速赶往东北，帮助做安置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山下又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过黄河、跨长江，一直打到广州，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至今还记得，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他和大家一样兴奋得热泪直流。1953年，山下被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和政治经济学，1955年又来到复旦大学学习中文。

  　1958年，山下回到日本。为了让更多的日本青年学说汉语，他相继开办了两个中文班，自任老师，培养了不少“中国通”。笔者到位于江户川区的中文班采访时，负责人平泽一二说：“山下老师不仅教我们中文发音和写作，还组织学员重游他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地方。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如今，山下先生的中文班仍在招生，在日本已是桃李满天下。就像其中一个中文班的负责人所说：“日中友好是个长远的事业，必须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想后继有人，必须从年轻人抓起”山下先生就是这样同日本右翼势力作斗争的。

  　小林宽澄，再对日本社会喊几年话

  　小林宽澄，现年87岁，是“八·四会”现任会长。因为年迈，大家都劝他退休，可是小林却说：“我要再干两三年。”

  　小林为什么还要干两三年？他说，眼看着日本政治人物集体“向右转”，他不能坐视不管。他要像其他战友一样，四处演讲，做报告，向日本人介绍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以及中国的巨大变化。

  　小林先生告诉笔者，他是1940年被强征入伍的。经过短暂的训练，他被运往中国青岛附近，当了一名轻机枪手。

  　1941年6月的一天，小林所在的部队进山区扫荡，遭到八路军伏击，日军死伤惨重。眼看八路军就要冲过来了。“我绝不想当俘虏，”小林的同伴白户大叫，“你先开枪打我，快！”小林不忍，一闭眼，朝白户开了一枪。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自杀时，冲上前的八路军战士一枪托将他打倒。

  　小林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担架上，抬他的是身着灰色军装的八路军士兵。“我绝不能当俘虏。”小林这样想着，恰好经过一条河，他就突然跳进河里要自杀。几个八路军战士急忙跟着跳进河里救他，并用日语大声对他说：“我们不杀俘虏！八路军优待俘虏！”

  　小林确实很受优待。八路军为他治好了伤，还给他吃“非常好”的饭菜。懂日语的八路军干部一有空闲就陪他聊天。慢慢地，他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要来杀害中国百姓？”

  　1941年9月18日，小林等3名日本人加入了八路军。由于反战积极，1943年夏，他被调到山东人民反战联盟鲁中支部任副支部书记；1944年8月，又被调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滨海支部任支部书记。

  　1944年腊月，日军节节败退，龟缩在据点里负隅顽抗。一天夜里，小林在八路军战士的掩护下，深入到山东日照市附近一个据点前，在60米远的沟里趴好，开始喊话——“我们是日本人民解放军联盟的，请别开枪，八路军部队也来了很多人，但不是来攻打你们的，请放心！”

  　“天皇在国内享受荣华富贵，却让我们来当炮灰，我们战死了，谁为我们偿命？谁来照顾年迈的父母？只有停止战争，我们才能早日与亲人团聚”

  　“混蛋！这是卖国奴宣传，快开枪！架机枪射击！”据点内的小队长疯狂地喊

  　当年的小林，曾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场面。

  　如今，小林已经老迈，但仍像当年一样不停地“喊话”，为了和平尽己所能。笔者此次到日本拍摄专题片《呼唤和平》时，他坚持要把自己的积蓄送给摄制组，见我们不收，老人着急地说：“我们是战友，不收就见外了！”

  　水野靖夫,看到小泉就想骂

  　86岁的水野靖夫同小林一样，也是一位在日本社会“喊话”上瘾的老八路。他对笔者说，一看到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他就有种“喊话”的冲动。

  　1939年8月，水野在山东梁山一带扫荡时被八路军俘虏，也像小林一样最终成为反战急先锋。在得知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已成立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后，水野靖夫积极筹备成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并被推选为第一任支部书记。

  　在水野靖夫的领导下，反战盟员们开动脑筋，拼命工作，开展反战工作。1941年9月的一天夜里，在李家庄附近对日军炮楼的喊话经历，水野至今记忆犹新——夜色中，八路军一位姓韩的排长，率领两个班的战士，掩护水野和几个反战盟员来到李家庄村公所，一直摸到离敌人据点30多米的地方，隐蔽好后开始喊话。水野拿着铁皮话筒，对着岗楼高喊：“我们是日本人觉醒联盟的，据点里的同胞们，打搅你们了，我们很想念大家，今晚来跟大伙聊聊!”喊声一停，只听岗楼里传出一阵脚步声，还有人影在晃动。里面一个士兵喊道：“觉醒联盟？是日本人组成的吗？”

  　“是，我叫水野靖夫，原来是你们的战友，麻烦你叫一下清水少尉。”“明白了，请稍等一下。”那个士兵客气地回答。

  “我是清水少尉，你们今晚是来攻打我们吗？”

  “我们是前些天给你写信、送慰问品的觉醒联盟队员，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聊天谈心的，八路军的宣传队也来了。”

  　“好，水野君，不打仗就好。谢谢你们的慰问品和信，信写得很感人。不过你们怎么跑到八路军那边去了？”

  盟员森下清清嗓子，高声回应：“我叫森下，原来是丸山部队的上等兵

  　八路军是一支仁义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我们日本军队为什么要跑来侵略人家？”

   “森下君，听你的口音，像是静冈县的，我也是静冈的，你们这么晚来辛苦啦！”岗楼里有一位士兵回应。

   “你们生活得好吗？”是清水少尉的声音。

   水野心想，这问题问得正好，便高声说：“我们的衣服、伙食费和连级干部一样，可以随便翻阅日文书刊，和八路军战友们一起打球、唱歌、学文化，帮助老乡种地

   日军是怎样对待八路军俘虏和老百姓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八路军对你们那么好，难道你们不打算回日本了？”清水少尉打断水野的话，高声问道。

   水野动情地回答说：“谁家中没有亲人？他们每天都在为我们祈祷，盼着咱们早日回家。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亲人和故土？还不是因为这场罪恶的战争吗？我们为什么要侵略，又在为谁当炮灰，战争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好一阵，岗楼里都没有回音。水野的一席话，打动了日军士兵们的心。水野见喊话起效了，又接着说：“同胞们，我们唱歌好吗？”

  “好，快请唱吧！”岗楼里的士兵们顿时活跃了起来。盟员木村清清嗓子：“我唱得不好，请大伙原谅。”他唱的是一首怀乡歌曲，悲伤婉转。过了一会，岗楼里也传来低沉伤感的和声。后来在水野的提议下，八路军宣传队也合唱了中国民歌和日本民谣??对敌喊话变成了唱歌比赛。这在抗战史上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水野对记者说：“白的黑不了，黑的白不了。”他要像当年对着侵华日军喊话那样，朝日本社会“喊话”，让更多的日本人真正认识那场侵略战争，使小泉之流的“参拜靖国神社派”陷入孤立，还历史以真面目。

  日向胜，数十年揭露军国主义危害

  在日本神户市日向胜先生家中，笔者采访了这位当年的新四军炮兵作战参谋。如今，日向胜已86岁高龄。谈到小泉的“无理取闹”，回忆起当年参加新四军的经历，日向胜感慨万千。

  1944年3月5日清晨，新四军一师在江苏车桥镇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车桥战役”，以一个纵队的优势兵力攻打车桥，并以两个纵队的兵力布置在车桥外围，阻止日军增援部队。此役，新四军大获全胜，共歼灭日伪军940人，俘虏24人。日向胜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俘的。他是炮兵中尉，是被俘日军中职位最高的，同时被俘的还有他手下的14名士兵。

  刚被俘时，“我很坚决，绝不投降”。日向胜回忆说：“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加入新四军。”他还极力劝说部下，要他们也加入新四军。于是，15个日本战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意思的是，他们还谈到了靖国神社——一个叫石川芳男的士兵说：“我们被俘了，‘皇军’肯定以为我们是为‘圣战’英勇战死了，还会把我们的名字写进靖国神社，可我们却悄悄当了新四军，这不是骗人吗？”日向胜当即激动地回应：“回去就意味着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只有留在这里工作，和中国一起尽早结束战争，才能尽早回到日本。这不仅是为中国，更是为日本，为我们自己”

   争论的结果是，日向胜的14个部下都同意加入新四军。此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这是抗战以来，日本战俘加入我军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那个年代，最令你难忘的是什么？”笔者问日向胜。他沉思了一下说：“有两件事，一是我在新四军炮团当作战参谋时，受到了新四军最高将领陈毅的接见和表扬，一个日军战俘受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着实让我激动；另一件事就是难忘一个警卫员。在一次战役中，我在前线指挥炮兵作战，敌人的一发炮弹突然呼啸而来，警卫员手疾眼快，一把将我推倒，飞扑到我身上。爆炸声传来，弹片四飞??惊险过后，我安然无恙，警卫员却受了伤。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却笑笑说：‘应该的。您是指挥员，不能少，为了保护您，我就是死了也不打紧’??”

  1958年，向日胜回到日本。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到了一家旅行社工作，往返于日中之间。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一直利用“职权之便”，向他的旅客们宣传中国，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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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发稿时，笔者对“小泉最大敌人”的采访还没有结束。目前，由于年事已高，他们能做的只是每年在日本各地进行演讲、座谈。他们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使得他们的呼吁更有说服力，更易被日本民众接受。看着眼前这些颤颤巍巍的老人，笔者心头不禁掠过一丝担忧——这些“日本老八路”、“日本老新四军”，生命已到夕阳时刻，但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斗争还远未结束。

  所幸的是，一位日本老八路的儿子告诉笔者，不久前，日本各大报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多数日本民众都不支持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只要再多些宣传，那些高喊着要“坚持参拜”的政治人物就将无路可走。“这就是我的父辈们为什么至今还在工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