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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 2015年04月06日 星期一

“一带一路”防务成本

◎ 本报记者 黄烨 《 国际金融报 》( 2015年04月06日   第 01 版)

  东方IC图

  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并非安全的世界。

  就在中国公布“一带一路”规划的前一天,中国海军第十九批护航舰艇编队暂停了亚丁湾护航任务,驶向也门进行撤侨准备,这也是从2009年1月以来的首次“暂停”。

  这又是一次成功的、激动人心的撤侨。但亚丁湾里战战兢兢的货轮怎么办?索马里海盗不会因为空袭也门而消失。遗憾的是,在该航区,我们足够数量的舰只同时进行撤侨和护航,制约之一就是在这一地区中国没有一个补给基地。

  也门并非一个无关小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启动之后。也门在历史上就是中国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同时还是郑和下西洋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也门扼守的曼德海峡,其最窄处只有18英里,每天有近400万桶石油通过。

  其实,该地区并非没有外国军事基地。在也门隔海峡相望的吉布提,就有一个日本军事基地机场。很明显,世界重要的战略关口里,早就挤满了“守门人”。

  撤侨还是护航?“一带一路”上,这种选择以后肯定还会有。无论是向北与俄罗斯的交通线及管道连接、向西通过中亚连接西欧,还是向南通过印度洋连接到北非,必将经过众多地缘政治破碎带。这些地方的国家,中央政府失能或缺乏控制力,部族政治、离心倾向严重,安全环境较差。

  如此一来,谁来保护“一带一路”?又如何保护?一个必须指出的细节是,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反复推敲,作出了17处重要修改,其中一处就是 《报告》第四部分“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中“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第二段,增加一句“加强海上力量建设”。

  战略不稳定弧

  “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中,许多是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如此

  一项公开分析显示,初步估算是,“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由于“一带一路”具有开放性,未来一旦形成“虹吸”效应,还可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参与其中,进一步释放其辐射性。

  但世界并不太平。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北路、中路还是南路,都隐藏着一些风险,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

  政治观察员归宿说,作为中国在南亚的支点之一,邻国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规划中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前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相关国家政策和未来发展亦存在诸多隐患,这都将对‘一带一路’规划的实施造成影响和冲击”。

  “巴基斯坦长期以来饱受恐怖主义威胁,各类恐怖袭击在巴基斯坦已成常态。”归宿说,虽然去年6月以来,巴政府和军队针对境内恐怖组织发动了代号为“利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发生在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及拉合尔瓦嘎口岸的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表明该国的反恐安全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本质好转”。

  美国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认为,城市化进程在改变巴基斯坦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在反恐安全问题上将给巴基斯坦带来更多压力,“大城市在聚集人口的同时,也加速了信息的流通,这为萨拉菲等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渗透提供了空间,导致恐怖组织滋生蔓延”。

  不止如此。归宿说,“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经过的地区,不仅安全局势日趋严峻,一些国家的政治过渡和社会转型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些将对‘一带一路’规划的实现构成更大挑战和阻碍。”

  事实上,全国政协委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也称,推进“一带一路”面临两大战略风险。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地缘政治风险。

  “沿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许多是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如此。’周文重说,“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值得中国高度重视。”

  自身的地缘风险之外,还有一类风险值得关注。一位研究东南亚和印度的专家亦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从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将不得不面对来自邻国和竞争对手“异样的眼光”,甚至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有‘称霸’的想法”或“中国应给予更多的帮助”。基于这样的想法或概念,客观上会更多地对中国再平常不过的举动“采取不一样的对策”,甚至是对抗。

  案例不难寻找。斯里兰卡,与巴基斯坦一样,传统的中资企业海外集中建设的国家之一。就在上个月初,斯里兰卡叫停了14亿美元的一处项目,称“该项目缺少政府批文”。斯里兰卡刚上任不久的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直言,将重新审查中国与斯前任政府之间签署的合同,并称“这些合同不透明”。

  这一点,《国际金融报》记者在与企业的接触中,同样有所获知。一家沿海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称,公司看好“一带一路”战略给公司带来的机遇,也很期待通过这个战略助力公司,“但公司总体态度还是以偏谨慎为主”。

  “如外界所言,‘一带一路’的实施及‘走出去’过程中,确实不可避免地会看到一些地缘政治风险。这也是我们寻求和一家国有银行合作的原因,因为,后者能更好地帮我们解决相关的风险。”该负责人说。

  碰撞美国利益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崔新生看来,相较而言,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中,最大的风险或阻力或还是来自“在全球都有自己利益的美国”

  “东南亚,美国有自己可以驻扎的军事基地;西太平洋,随着与日本等盟友的深入合作,‘第一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中国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的防守优势愈发巩固;欧洲地区,有与美国协同的北约组织。”崔新生说,“也就是说,无论是路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美国都存在直接面对面的机会。”

  这样明里暗里的较量可能常常会出现。3月17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公开建议,东盟国家应联合建立海上力量在南海巡航,并承诺第七舰队“将为此提供支持”。官方媒体发现,今年2月,同样是这位美军将领表示,“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范围扩至南海,鼓励日为菲律宾等国在装备、训练和作战上提供帮助”。

  那么,面对上述种种风险,中国该如何应对?对此,解放军报社主管主办的《国防参考》杂志今年2月刊文称,要将维护“海丝路”通道安全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进行统一筹划。

  “当前,南海各国对海洋领土主权权益的争夺是影响‘海丝路’通道安全的最大障碍。”《国防参考》举例,随着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菲律宾、越南不断挑起南海事端,派遣大批执法船和武装渔船抓我渔民、冲撞中国执法船、干扰海洋石油勘探,严重影响南海航行安全,“我们希望保持南海局势的和平稳定,不愿意用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但在领土主权上,中国不能有丝毫退让,不能再丢失一寸海洋国土”。

  “同时,从军事角度看,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旦需要重拳出击,战之必胜。”该杂志称,还要确立威慑战略思路,畅通中国“海丝路”通道。

  《国防参考》称,一旦“海丝路”通道被强行切断,中方应果断用兵,通过“对等措施、异地封控”的策略,打破封锁和干扰。

  无独有偶。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要“加强海上力量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妥善处理海上纠纷”的字眼。

  部分军事论坛中,一些网友将此解读为“加强军事发展”的信号。这并非无迹可寻——美国《国际财经日报》3月12日称,尽管经济增长预计将继续放缓,但中国2015年还是拨款约1450亿美元用于军事支出,与2014年相比增长约10%。

  “在加强海空军力量建设的同时,预计中国还将使用其中部分资金进一步改善正在研发的ZTQ轻型坦克等陆战武器装备。”《国际财经日报》透露。

  美国战略之页网站今年1月初透露,ZTQ轻型坦克首次露面是在2010年,据信“这种坦克已于2014年正式进入部队服役”。军事迷小李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介绍,这应该是一种山地型坦克,可用于中国边疆地区,“当然,也能保障陆上丝绸之路的利益”。

  海上通道保护

  “建立海外军事存在体系”与传统的“积极防御”思想略有不同,因为这一思想更强调海上军事投送能力,这就涉及到一个个海洋驻泊点和补给点,以及一个或数个航母编队

  有一些新的安全思维正在出现。比如《国防参考》给出的建议中,就提到了“实施海上方向大纵深安全战略,建立海外军事存在体系”。

  “要达到有效维护‘海丝路’通道安全的目的,中国海军须具备一定的力量投送能力。没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海上通道保护将只是一纸空文。”《国防参考》说,“海丝路”航线漫长,利益重大,危险重重,中国海军兵力在远海海域活动时,活动距离动辄上万海里,来回需要好几个月。

  “随着中国参加国际护航和维和行动越来越多,光有善良的愿望和象征性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海军实力更需要具体的物质设施作为保障。从战略角度考虑,应选择在我利益重大和密集的地区建立海外战略预置,作为我国海军舰艇的临时驻泊点和补给点,为我国海军行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强有力的支援,以延长我海军在远海的驻留时间和提升执行任务的能力。”上述观点称。

  除了陆地港口外,另一个加大军事投送能力的举措就是航母编队。

  《国防参考》就说,利用航母编队控制海上通道一向是世界主要海洋强国的重要手段,美国海军航母编队在重要海域和海上通道附近保持一定的机动作战力量,驻守亚太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中的航母战斗群常年在南海和东海游弋,保持对“海丝路”东南线通道的实时控制,“未来中国海军必须加强以航母编队为核心的远海机动作战力量建设,尽快形成远海防卫作战能力,以有效维护‘海丝路’通道安全”。

  “实际上,不管是补给,还是船舶停靠,一个潜在的观点是,海外港口建设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崔新生说,“但在实践中,将港口军事化非常不容易,尤其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和平发展’。当然,在南海中国利益范围内的区域,中国还是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扩建港口,并摆上相应的军事和战略设施。”

  分析人士认为,客观而言,中国不断在海外布局港口,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处于争议中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乃至可能还是要让中国来运营的希腊比埃雷夫斯港等。目前,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北部的巴加莫约港口,可能也会被中国打造成为“非洲最大的港口之一”。

  重庆市委党校学者徐瑶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推进,中国势必要在沿线相关国家建立功能各异的基地及设施,从而为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

  徐瑶认为,任何一个大国的海外战略布局都须从国家的地缘战略高度出发,评判相关地区及国家在自身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诉求中的客观定位,细分相关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具体需求,再有效对接自身的实力与利益,进而有的放矢地进行合作。

  针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另一个必经区域印度洋,徐瑶的建议是:“鉴于印度洋对于中国能源安全、航运安全与海洋勘探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应在实际操作中,选取沿线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要塞与海峡建立补给基地,有效结合相关国家应对诸如恐怖主义、海盗、走私、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实际需求,逐步发展成海外小型、机动、隐蔽、灵活的基地及设施体系。”

  对于陆路安全,徐瑶认为,中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对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成败至关重要,“中国应尝试在沿线国家建立合作安全点,获取在必要时租借或共用相关国家基地设施的权利,以保障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贸易的安全环境”。

  徐瑶上述观点的逻辑支撑可以以美国的海军历史为例。

  20世纪之交,美国逐步摆脱“孤立主义”对其对外政策的束缚,开始把其军事力量投放到海外,首要的战略考量“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商业”,而不仅是为了巩固美国的国防。

  “不论是其从1893年开始对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港口设施、海上通道和战略位置的进入,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在夏威夷、菲律宾、关岛、西属西印度群岛等地军事基地的建立,主要都是用来保护经济利益及促进贸易。”徐瑶介绍。

  防务成本提升

  无论是海外基地建设,还是由此产生的第二艘,乃至第三艘航空母舰的建设,都会不断加大中国的军事开支。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国家所能简单承受的”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基建投资收益有赖于后续军事保障。”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俞平康认为,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当今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从中国多年在欧亚开发的经验来看,必须对海外投资可能面对的多方面困难有充分的准备。

  那么, “一带一路”的军事保障到底要投入多少钱?

  “这根本就是一笔难以计算的成本。”多位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坦言,“首先,中国要保障的区域还没划分清楚,就连‘一带一路’最基本的行动还未完全展开。其次,中国官方到底接不接受用大量的军事成本换回海外的利益保障,还未可知。同时,目前中国军事技术发展,到底适不适合对其他国家全盘透露,还存在疑问。”

  尽管如此,在“全球都拥有自己利益”的美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指标。

  据一项数据,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分布可划分为3个战略区、14个基地群。可查阅的2005财政年度资料显示,五角大楼的高官们估计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的总价值至少达到1270亿美元。按当时的分析,这个估计数字“肯定还是很低”。但正如分析所言,即使这样,仍“大大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份资料中,据美国国防部当年的统计,美国在国外军事基地有32327个兵营、停机坪、医院和其他拥有的楼房,还租用16527处楼房。这些设施的面积在国外为687527英亩,美国国内外合计为29819492英亩。这意味着,五角大楼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

  可查的另一项数据是,1978年-2007年间,美国在日本冲绳的军事基地仅日方支付的费用就高达12.96兆亿日元(7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花费,每年为20多亿美元。

  “这不是一个国家所能简单承受的。”崔新生认为,“目前中国的GDP还远不及美国。如果连美国都对海外的军事基地喊累,那么,中国该咋办?而且,美国军事基地的开支一般都是和盟国共同负担的,还不是一个国家单独承担的。”

  事实上,就连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几年前都调侃“美国军事基地太多了”。当时,该杂志说,“当前经济危机时期,应该问一问是否美国能够负担得起大约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多的。”

  沿路“大合唱”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安全也是如此,可用“一带一路”将沿线国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其实,即使有钱,建设海外军事存在体系,并非一件容易事。

  “最关键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凭什么给你停靠军舰?又凭什么让中国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和你对眼。”能源专家林伯强说,“尤其是,中国本身是能源进口大国,还要通过其他能源出口国来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

  崔新生认为,站在战略高度,虽然提升海外的防务水平很重要,但对中国而言,很容易成为其他西方国家的借口,“他们会说,中国一直采取的是‘不结盟’策略,为何又要在海外建设基地?在此情况下,中国在外交、经济等各方面反而会显得更被动”。

  “再比较美国。之所以能与其他国家合作,因为,美国本身能提供更多的资源。比如,盟友资格,又比如优惠待遇等。”崔新生介绍。

  徐瑶也坦陈,中国应高度重视海外战略布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避免战略节点被“政治化”。

  “一方面,我们可向古人学习,借鉴当年所经航道设立‘商栈’的做法,即能提供包括舰船休整、维护、补给在内的各项服务,但始终没有转变为军事基地。同时,这种军民结合的体系,既提供了资源和安全保证,又不影响正常的海上交往,在当前仍然有其可取之处。”他说,另一方面,获取方式应秉持以租借东道国基地设施和共同管理为主,尽量减少对其主权问题的涉及。

  林伯强坚持认为,中国没必要采取加大防务成本的方式获得其他沿线投资和合作的安全,反而应从经济或政治等其他角度,将“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比如,“一带一路”出发点本就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中国可以以此为基点,通过经济投资、政治合作密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直言,“中国须在军事上争当‘老大’这种试图另起炉灶的冷战思维”是极其有害的。

  “目前,中国根本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虽然经济规模已排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苏联的经历告诉我们,没有以强大的经济为基础的军事实力只能是空中楼阁。”黄益平撰文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看来,外界想象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及地缘政治风险,没必要进行过分夸大。“就现实看,即使是亚洲‘四小龙’和与中国有领土分歧的日本和印度,也是中国可以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同时,抛开政治、军事等因素,经济层面看,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经济早就与中国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刘小雪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

  事实上,据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也称,“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开放的,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也张开臂膀欢迎五大洲的朋友共襄盛举。

  算算国家大账

  采访中,《国际金融报》记者也获得了这样的观点:即便中国将加大防务成本及配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成本,也是值得的。因为,就长期看,中国将获得“巨大的回报”

  “最高政治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大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认为,从维护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看问题,“不能用‘账房先生的眼光’、只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多少来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作用”。

  习近平称,“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经在稳步推进。这些早期收获向我们展现了“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撰文说,“一带一路”带来的投资需求为中国过剩生产能力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稳定。它所带来的国家间经济融合,将提升中国长期发展的潜力和空间。

  “从这两点算账,‘一带一路’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不低了。”徐高说,更何况,该战略的微观投资回报率还未必那么悲观,“从长远来看,这个项目完全可能创造比美国国债更高的财务回报率,从而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提供更多的选择”。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经济及金融系客席副教授方振民博士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一带一路”不仅有助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扩大中国对外经贸的活动空间,为中国基础设施出口营造商机,促使中国经济走向高端国际发展舞台。在国际金融层面,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还有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目开放,对突破美国主导和美元“一币独大”的国际金融体系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事实上,站在更微观角度,中国的企业同样能从“一带一路”中获益。

  新日电动车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开亚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在我们的预计中,‘一带一路’国家的销量在今后几年有望爆发式增长。实际上,去年新日电动车海外出口增长就很迅速,越南一个国家的销量就突破万辆,土耳其增长也非常快。”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总裁陈康平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国家“一带一路”经济战略不仅成为中国构建新时期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一步棋,更为企业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提供了绝佳契机。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近日在中央企业规划发展工作会上称,将加快推进优势产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等战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要积极参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周边‘互联互通’、非洲‘三网一化’等战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促进相关国家经济社会共同发展。”黄丹华说,要以高铁、核电、特高压、4G、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为依托,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管理走出去,努力打造中国品牌。

  品牌专家胡津铭对记者说,现在中国完全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带动的举国力量和体制优势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主动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

  “利用举国力量助推民族工业在国际上有先例,最典型的就是韩国三星集团,该集团的成长,一直被视作韩国创新刺激政策的典型样本。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手段,韩国通过坚定地为本土企业在海内外创造最终需求,培育产业链协同发展,鼓励企业创新成长。”胡津铭说,如今国家大力倡导“一带一路”政策,也吸引了海内外国家的关注,曾经海外投资与销售碰到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交往国政策层面加以解决,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助推。此外,海外一些国家也对中国投资、制造技术等方面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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