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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 2015年01月05日 星期一

公益的困境

本报记者 陈莎莎 《 国际金融报 》( 2015年01月05日   第 05 版)

  做好事也很难?面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头发花白的林碧玉沉思良久,深深叹了口气:“做好事,难啊!”

  林碧玉是慈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这个基金会保持着一项难以打破的纪录:工作人员和行政办公支出只占总支出的2.4%,远低于国家要求的10%的运转费用上限。

  全国有800万家非营利组织,正式注册的只有其中的5%,但能申请到税务减免的只占正式注册的3.5%,一边做公益,一边要交税,难的可不是林碧玉一个人。

  可中国需要有“第三部门”之称的非营利组织。8000万城乡低保五保对象、8500多万残疾人、1.2亿贫困人口、1.6亿农村“三留守”群体以及大量遭遇临时突发困难的群众,都靠政府,难以全面。

  12月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中国的公益组织大发展时期已经到来。

  民办非企业的痛苦

  中国民众对非营利组织的认识尚不足。甚至连许多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都将其与NGO(非政府组织)混为一谈,而具体到非营利组织的分类,就更鲜为人知。

  实际上,中国民政部将非营利组织分为三类:基金会、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财政部则进一步把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也纳入非营利组织范围以监管其财务。

  而数量最庞大、人们最常指的NGO,往往是其中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他们一边做公益不营利,一边要交税,这与营利机构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由于做公益的钱许多都由创办人自掏腰包,而与营利性机构同等的税收,则逼着这些非营利组织做假账。

  在非营利组织为社会运营公益项目时,许多资金提供方不承认税收、行政费用,“很多项目不承认税收,也不承认人员费用、项目管理费用,这些都不能纳入项目支出。”沈黎平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多年后,创办了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现在他的员工已经很多个月都没有工资收入了。

  民办非企业一边要交与营利机构一样的税,另一边却要接受更严厉的管制和审核。“非营利组织在许多方面远不如营利机构方便,政府监管更严格,承担的责任更重。”朱双成所在的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主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每年亏损的二十多万元,都由北京诚敬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垫付。

  再加上申请非盈利组织远比成立公司困难,因此,许多公益人士虽然做的是社会公益,但却只能以营利组织的名义。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EMBA项目主任的法悦,为了帮助企业用善心善念的方式运营获得成功,专门辞职后自掏数十万元,举办免费的企业家培训课程,但一直无法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只能以公司做公益。

  政府正在扶持非盈利机构发展。长沙雨花区正作为全国性试点,孵化非营利性机构,文明才发起的“云自在传统文化推广中心”在社区免费上公益课2年,探索出“身心健康、夫妻关系和谐、子女成长成才、工作事业发展”的和谐社会课程,现在终于得以在长沙民政局备案,得到政府孵化。

  财务透明:5元发票

  普通大众对于非营利组织最大的顾虑之一,或许是“我捐的钱,是真用来做好事了吗?”财务能否公开透明,接受大众监督,成为获得大众信任最基本的条件。

  尽管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报告显示,中国的慈善捐赠中止了此前连续下跌的势头,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公开透明以及公信力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一方面,慈善透明指数尽管同比有所提高,但分值仅为44.10(总分为100);另一方面,仅有28%的公众对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在2014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感到比较满意。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指出,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公信力是决定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把慈善事业做成人人信任的“透明口袋”。

  其中一个特别的案例尤其需要关注:台湾人80%的捐助,都捐给了一个机构——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重要原因是慈济在半个世纪里有几乎完美的信用记录。

  在大陆,慈济慈善基金会网站的“信息公开栏”里,任何人都可以详细查阅每一笔捐赠,也就是说慈济所募集到的每一分钱,都对社会大众完全透明,“哪怕5块钱的捐款,慈济也会开正规发票,统计到民政部。”慈济工作人员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而记者调查发现,中国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还未能做到财务完全接受公众监督。即使是政府背景的大型基金会,例如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等,财务公开只有大概框架,而个人发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甚至连专业财务制度都不健全,更别说公开财务的明细。“这个非营利组织是我个人投资的,每年亏几十万也是我自己掏,还没有向公众公开财务的意识。”北京某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

  财务公开中的关键指标,是有多少钱用于实际的公益事业。中国政府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行政办公支出不能超过总支出的10%,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花出去的钱,只能至多有一成用于维持机构运转。而在慈济,这个比例被严格控制的比例,令许多同行都惊叹为“怎么可能!”——根据慈济网站公布的2013年年检报告,综合3年下来,工作人员和行政办公支出只占总支出的2.4%。这样,捐款人的爱心,就可以更直接地用于被捐助的对象。

  公益需要智慧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800万家非营利组织,但正式注册的只有其中的约5%,能申请到税务减免的不到3.5%,政府资助就更无从谈起。记者调查各大非营利组织时,明显感受到整个行业在献身社会公益的同时,工作人员往往背负着沉重的经济、社会压力。“要不是对社会教育的高度热爱,很少人能坚持长期钻研下去。”朱双成告诉记者,在北京不包吃住的三五千月薪,让许多老师无法安心投身教育。

  成立公募基金会必须具有官方背景,民间发起几乎不可能。直到2012年只有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在2011年成功注册为公募基金会,过程十分坎坷。而挂靠在官方机构下,则须把钱上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王世强告诉记者,由于募集来的钱必须交由红会统一管理,2008年汶川地震后壹基金募集到的4000多万元全部交由红十字会支配,其中仅5%由壹基金自己操作,而壹基金、崔永元公益基金都要按照使用支出额向红基会缴纳10%的管理成本费。

  当记者问数位非营利组织负责人,最大困难是什么时,他们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最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投入公益。而对于大陆初创型的非盈利机构,数家非盈利组织告诉记者,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寻找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让机构能自己造血”。

  半个世纪的慈济摸索出的模式或可供借鉴。慈济已经拥有四大事业体: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拥有慈济大学、慈济医院、环保科技公司、静思书轩公司等,让公益事业既能在资金上实现自己造血,不用担心钱不够的问题,而且慈济医院的许多科研达到国际顶尖水平,把塑料垃圾转化成织物的大爱感恩科技,也在环保科技上取得多项全球性突破,这让公益事业更带动全球科研、医疗的发展,走在人类科技的前列。

  公司属于社会公益企业,虽遵循市场化的规律运行,但公司的投资盈余完全用于给慈济基金会作为国内外赈灾与社会公益使用。而且林碧玉向记者坦言,大爱感恩科技公司的环保专利,完全可以分享给大陆企业,但前提是企业要用这些科技来救人,而不是自己谋私利。“慈悲要有智慧。利于社会大众的事,做就对了。”林碧玉说。

  但林碧玉特地强调,公益机构要得到信任,更重要的不在于成立公司等“术”的层面,而在于启发善念的“心”。“最大的困难在于自己的心打不开。要感恩!不是我在帮别人,而是感恩别人给我们机会做慈善!付出比接受更有福,做慈善本身就是每个人的本分事。”

公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