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不是笔者专利，而是左宗棠的名言。左宗棠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在晚清的内忧外患中始终是最能“振奋精神”、最敢于斗争的那一位。他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渡海作战，抗击法寇；抱病督师，殉职前线。“国幸有左宗棠也”，其精神和人格，散发出灿烂的光辉，折射出不屈的民族血性。

　　

　　霸气、豪迈、特立独行的左宗棠，不光做事独具一格，花钱也与众不同，具有鲜明的“左氏风格”。

　　

　　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岁入岁出两三万两银子，还有养廉金2万两，属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但他清正廉洁，不贪污不受贿。在带兵收复新疆与俄国人打仗时，他所经手的经费多达几千万两，全部做军费开支，从无私用。他自己的养廉金用起来也非常节俭，在自家用度上每年只拿出200两白银。生活简朴，“夜饭不荤”。他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则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

　　

　　与一些表面上高喊为人民服务，实质上为人民币服务的官员不同，左宗棠“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花钱“公私不分”，自己的廉金几乎全花在国事民生上。1876年春，在行辕移至肃州前，65岁的左宗棠将后方各种事务托付刘典。其中有38万多两白银，是左宗棠作为陕甘总督正俸之外的“茶马使”兼俸，但他从未花过一分。“此银就留给陕甘百姓……待下任总督到任时，交点清楚，以备西北急需之用！”刘典瞬间热泪盈眶，唯有频频颔首。刘典遵嘱一直妥善保管这笔款项，留给了后任。后来建造兰州黄河大铁桥的费用主要就是这笔钱，此桥也被人们称作“左公桥”。

　　

　　有的官员喜欢用公款搞政绩工程，捞个人面子，“为官一任”就要弄几个像样的“门面”，修大马路、建大广场，为自己脸上贴金。左宗

　　棠则用私款，即自己的廉金搞“民生工程”，自费修建兰州西城门、购买耕牛农具发给百姓、私费刊刻儒家经典教化民众、开仓赈灾等，此类义举数不胜数。

　　

　　自古以来，口喊爱国、加强国防安全的官员很多，但行动上爱国的并不多，一些官员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安全、小金库安全，根本不考虑国防安全。左宗棠是真爱国，除了收复新疆，他还尽最大努力为国防建设作贡献。1880年夏，在与一位德国技师的交谈中，左宗棠得知水雷和鱼雷是击毁入侵敌舰的“奇器”，便拿出自己的养廉金，托人购买200颗水雷、20颗鱼雷。又托人分送到闽浙两省，以备海防。

　　

　　凡此种种，对家人、对自己非常“抠门”的左宗棠，将节省下来的养廉金用到了国计民生上，清廉如斯，让人高山仰止。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史载，左宗棠返回京城时，兰州全城商铺停止营业，送行的人群绵延100多里。几年后，左公病逝噩耗传至陇上，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

　　

　　百姓敬仰左宗棠这样的清官，鄙视贪官，因为二者差之甚远：一个奉献“廉金”，一个鲸吞民脂民膏；一个造福百姓，一个祸害苍生；一个九天之上，一个九地之下；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

　　

　　左宗棠是“千古一人”，凤毛麟角，多数官员不可能像他那样将廉金拿出来搞公益、做好事，但官员应当有一条底线——不以公款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