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其过硬的作品，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鲁迅先生评价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史学家兼文学家的郭沫若对司马迁亦有评价。他说：“司马迁的《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郭沫若所言，可以看作是对鲁迅评语的补充，特别是他把《史记》作为历史小说来看的观点，很有道理。

　　

　　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是真正的项羽吗？这是确实的虞姬吗？其中的人物之鲜活性，情节之离奇性，语言之生动性，令人不得不佩服司马迁的想象力太丰富、太强大了。以至于清代文学家周

　　亮工提出质疑：“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司马迁的这种写作手法，不但被现代小说家所继承，也为一些官样文章的制作者所发扬。比如为了烘托某种气氛，硬是笔补造化，做一些根本有违常理的事，说一些夸大其词的话，弄得似是而非，疑窦丛生。

　　

　　最普遍的，是炮制、包装典型。《南方日报》曾揭露一些地方和单位，靠注水的数据、虚假的材料来“笔补造化”，树立典型。

　　

　　上面刚布置下任务，计划才做出，工作方启动，八字没一撇，先进事迹材料已经隆重降生。需要什么典型，就编造什么典型，条件按需匹配，供求对口一致，“纸上的成绩”变成了干出来的政绩，进行式转化为完成式。

　　

　　文坛当然不甘示弱和寂寞。善于夸张、

　　创作故事本来是其强项。有那么一些人，文笔稀松平常，勉强及格，写不出大东西，更没有发表什么大东西，却闹得声势浩大。不是联络天南地北的文友，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弄出个作品评论集，“笔补造化”；就是找些不三不四的熟人，开个作品研讨会，“代为传神”。虽然明知道发请帖的人，水平没有多么高，但看在友谊或者钞票的面子上，就别计较那么多了。

　　

　　在一个群里，看到一个作者发牢骚，说是今年的中国作协会员评选不公，像他那样发了几千篇文章，出了好多本书、获了好多种奖的人，理应被通过，但却遭否决。群友请他亮一下底牌，却原来，他发表的那些文章，省级以上的寥寥无几。而所获奖项，别看头衔吓人，然而多为一些冒牌、非法单位所为，没有四位数以上的钞票，万万换不来的。这样的人，只能说自欺欺人，自取其辱。

　　

　　那么，我们是该赞扬太史公勇于第一个吃螃蟹，还是批评他做了始作俑者呢？抑或，太史公的经原本是好经，但却让后来者给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