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泪的微笑，是从段子内容角度做的分类，与构造幽默的技巧无涉。先上个段子：

　　几个城里人到乡下旅游，见到一个母亲正在给孩子吃方便面。

　　城里人马上善意地劝阻道：“这东西可不能常给孩子吃啊！这东西对孩子健康恐怕……”

　　孩子母亲答道：“哪能经常吃啊？这不是孩子过生日了嘛，作为生日礼物买了一包，已经答应他好久了……”

　　在“不能常给孩子吃方便面”这个问题上，孩子的母亲与游客是有共识的，但内在逻辑却是截然不同。游客们的出发点，是方便面乃垃圾食品，对健康有害。而孩子母亲的不能常买，却是因为没有钱，只能孩子过生日的时候给他尝尝。孩子母亲的回答，令游客们惊愕，也令读者们惊愕。然而，连方便面都买不起，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母亲的回答造成的强烈反差，刚刚让我们报以苦笑，就再也笑不出来了。这就是带泪的微笑了。

　　西北某偏远地区，孩子们没出过远门，信息也就比较闭塞。

　　一次，老师讲到城市里的马路上画有“斑马线”，是行人过马路的标识。学生问老师：“什么是斑马？”老师说：“非洲有一种马，身上长着花纹，一道黑，一道白，一道黑，一道白，很好看的！”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净瞎说！哪有这样的马？”老师百口莫辩，无法弄一匹来给学生们看。

　　机会终于来了。北京某部门扶贫，要把这个班的孩子拉到北京参观学习。孩子们完成了北京的各项活动之后，老师特意把他们带到动物园，让他们亲眼看看斑马。老师仔细地观察着孩子们看斑马的反应。孩子们聚精会神地研究了半天，最后对老师说：“老师，这些马的斑纹，画得真逼真，就像天生的一样！”

　　上面的段子，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真事。令人们发噱的是，学生们到了北京，见到了斑马，仍然顽固地认为，斑马身上的花纹是画上去的。如此的固执，是很可乐的。但我们的笑，仍然是苦涩的。我们并不是笑话孩子们的孤陋寡闻，而是孩子们的闭塞刺痛了我们的心。有的朋友会善意地劝阻我们讲这种段子，怕不小心伤害了某些群体的心灵。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可笑的不是这些孩子们，而是整个社会。是社会没有给孩子们充分观察世界的机会，才导致了这个结果。几十年来，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坚持认为斑马的花纹是画上去的孩子，怕是越来越少了吧。

　　半个世纪前，农民很少进城。只有在交完公粮后顺便到城里卖点菜，总是来去匆匆的。那时候，规模大的商店，大多都有一个落地的座钟。这个钟摆很长的大座钟，很气派，不但整点会响，半点时也会响一声，动静很大，很悠扬。一次，一个农民办完了事儿，到一家大商店逛逛。他推开弹簧门，刚站稳，在墙边立住扁担，就听“当”的一声，吓了一跳。他惊惶地喊道：“不是我打的，这不是我打的！”

　　这也是改革开放前的一个段子。当时农民进城的笑话，在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刻画得生动极了。几十年过去了，农民对城市不再陌生，他们也有了智能手机，在他们参与建设的城市，不会再闹笑话了。但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人类的认识总会有点滞后，闹笑话是正常的。

　　一提到带泪的微笑，人们就自然会想起美国作家欧·亨利。欧·亨利是营造带泪的微笑的好手。他的名篇《麦琪的礼物》是短篇小说的经典。小说写了一对贫苦夫妻甜蜜而又苦涩的爱情。圣诞节前夕，妻子卖了一直引以自豪的漂亮长发，为丈夫的金表配上一条表链。而当她把表链送到丈夫面前时，却发现，丈夫卖了金表，为她美丽的长发买来一套盼望已久的玳瑁发梳。《警察与赞美诗》中苏比的遭遇，更是匪夷所思。流浪汉苏比被严寒所迫，想犯个罪到牢里过冬。他几次三番惹是生非，却总是进不了监狱。正当苏比受到教堂的感化，想走正道，寻找新生的时候，警察却毫无道理地把他抓走了。

　　这种带泪的微笑，让人在苦笑之后，心头涌起苦涩和辛酸。人们为主人公啼笑皆非的命运而感慨，揪心。含泪的幽默否定的不是小人物身上的缺点或者弱点，它的矛头直指社会的不公平，散发的是人性的光芒。莫泊桑的《项链》也是此类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