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三十而立……六十耳顺。我三十没能立，六十倒是耳顺了。因为耳朵重听，悄悄话根本听不见，想不耳顺都不可能。这样很好，眼不见心不烦，听不见心更静。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在他八十一岁寿辰的时候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八十而立》。老先生谦虚，他在自序中说：“就以八十为界吧，八十年拼搏虽未能大立，但总算站起来了。这站的过程也很漫长，把一些零星见闻作点记录，供人茶余酒后消闲解闷，也算一立吧。”其实邓先生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以小说《在悬崖上》一举成名，并因此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那是何等风光。若按孔子“三十而立”的说法邓先生还早“立”了五年呢。以后的情形地球人都知道，他被打翻在地，又不知被踏了多少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邓先生才以《烟壶》《那五》等一系列新京派经典小说重立文坛，这一次“立”大发了，天下无人不识君。以邓先生在中国文坛的名望和地位，八十岁了，还笔耕不辍，竟要以八十为界，再行“立言”之责，真是太励志了，令我辈汗颜。

　　遥想二十多年前，在我家乡文联组织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我有幸见到了精神矍铄的邓先生。先生那时年近七十，穿一件白色粗布对襟褂子、一条浅蓝色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黑色老北京布鞋，走起路来步履轻快，满面红光，一眼看去倒像是个武林高手。他说起自己早年的从军经历，甚或曾经在日本做华工所忍受的磨难，依然谈笑自若，轻描淡写仿佛过眼云烟。而聊起文学来又驾轻就熟，见解独到。

　　大约是去年吧，我写过一篇有关邓先生和林斤澜先生的文坛趣事随笔，偏巧与北京作家陈喜儒先生的一篇散文发在同一份报纸上。陈先生看到报纸就把我的小文剪贴下来送给邓先生看，他们过去是中国作协的老同事，私交甚好。顺便提一提，当年邓先生能来我的家乡小城参加文学创作研讨活动，就是得益于陈先生的联络和引荐，因为陈先生是我们地地道道的老乡。

　　那天在邓先生家，陈先生还拍了一张邓先生的照片并发给我。因为有过一面之缘，邓先生读了我的小文，就想起了二十年前我们相识的往事。从照片上看，老先生依然很精神，还穿了一件海军衫！只是须发皆白，想来先生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我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在邓先生面前，我当然是小字辈，对先生，一向以尊长敬之。时间如白驹过隙，一眨眼，我也正式退休了。六十而退，我不再有信心和勇气去“立”什么，更何况活了大半辈子一直都没能“立”起来。说立功吧，我素来思想落后，如今又笨手笨脚；说立德吧，情操又一向平庸，甚至不知高尚为何物；说立言呢，早已拙嘴钝舌、耳背眼花，什么事物都看不清了，也不想拿那些所谓观点去跟别人较劲。六十而退，我想还是退回自己内心的好，读点闲书以养性，对影三人自怡情；世事看淡又看淡，努力做个清静人。六十而退，就退回大自然中，偶遇高山可沉默，欣逢溪水或轻吟。这样的退，于自己而言，也许是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