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左”倾错误的本质就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当时有众多表现，如不承认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如当时的漫画《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特殊望远镜》（图一）所示，望远镜前一边是放大了的敌人的堡垒，一边是模糊不清画面也更小的红军部队，比喻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堡垒力量，过低估计了红军自己的力量，来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敌人力量的存在，而忽视革命队伍的壮大，实际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更加困难，也导致中央根据地军民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左”倾主义者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突出，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未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一变化，如仍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图二）就是当时响应苏联号召而做的宣传，这种以阶级利益取代民族利益的口号也使中国共产党在舆论上陷入不利境地。他们也未能及时处理好因为民族矛盾的变化而导致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仍然恪守关门主义的方针，结果就是当国民党内部反对派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时，党内“左”倾领导人不肯与参与事变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使得蒋介石在解决福建事变后，继而加强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围剿。结果是中央红军主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战略转移，拉开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注：图一选自《红星报》第19期第1版，图二选自《红色中华》第88期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