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位诗人李远,当时很有盛名,诗传天下,圈粉无数。宰相令狐绹很推崇他,向唐宣宗推荐他做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李远写过一首诗,诗里有“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的句子,这人如此疏放,怎么能做刺史?令狐绹一听,赶紧向唐宣宗解释,这不过是诗歌惯用的一种夸张手法罢了,实际上李远其人还是相当靠谱的。唐宣宗勉强答应了,事实证明李远确实堪用。李远因两句诗,差点就断送了前程,足见写诗这活儿真的很危险:保不齐哪一句夸大其词,就会被人误解。
宋人柳永文采斐然,尤擅填词。他的词被传唱的也最多,号称“凡有水井处皆歌柳词”,属实打实的网红作家,如果那时候有微信,估计每首词都得10万加的点击量,得几百两银子的打赏也易如反掌。但柳永的运气太差,多次应试都名落孙山,不免在诗词里自嘲,发泄一下坏情绪。后来柳永终于榜上有名,却被看到榜单的宋仁宗朱笔一挥删了,原因是柳永曾经写的两句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认为既然不重浮名,喜欢填词唱曲,那就写你的诗,填你的词去吧。可惜当时没有令狐绹那样的宰相出面替柳永辩解。柳永从此绝了仕途,只好自嘲“奉旨填词”,游戏人间。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后人幸”,这对于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假如柳永一入宦海,怕是再也难以写出今天我们见到的好词。(很多作家未入仕宦才华横溢,一入宦途就才思枯竭,便是很好的例子)
与李柳二人比起来,清人徐骏最为悲催,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同僚告发,然后被雍正以诽谤朝廷罪斩首。清朝文字狱之严酷,可见一斑。写诗送命,危险指数爆表。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诗歌作品质量的高低,该由谁来评判?不言而喻,应该是诗评家,相对于普通大众或干脆就不写诗、不懂诗的人来说,至少他们的评价,更专业一些。可是有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使专业人士评判,也不见得就能意见统一,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朝有一例,颇能证明。欧阳季默曾经问苏东坡:“鲁直(黄庭坚)诗何处见好?”东坡不答,但极口称颂。季默说:“如‘卧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岂是佳耶?”东坡说:“正是佳处。”黄庭坚的一首诗,欧阳季默和苏东坡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如若找一批读者来站队,肯定会分成两派,大打口水仗,极有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它的主观色彩太浓了,有的诗主旨太过朦胧晦涩,除了诗人自己,别人很难窥其堂奥。解读其诗也就只能跟着感觉走,或离题万里,或歪曲真意,都有可能。所以诗人只要写了诗,哪怕写的是风花雪月,若是赶上一个特殊的时代,遇到特殊的品评者,便“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命运就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如此看来,写诗真的是一个危险的活儿——写诗如此,别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