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问读书有什么用

　　读书时会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作者在书的序言里，时常会用心良苦地阐释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用处。这不仅是想说明自己写这本书的意义，更是想让读者明白这门学科的价值。

　　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绪论里便是这样。他先卖个关子说：“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为不同之事为同罢了。”

　　这话乍听还以为吕思勉要否定历史的作用，毕竟，既然世界上没有真正相同的事，那么以史为鉴也就要大打折扣。不料，吕思勉接着说：“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吕思勉通过这样一个转折，算是对那些认为历史没什么用处的人的一个回应。

　　有着相同“套路”的还有社会学家翟学伟。他在《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一书中对社会学这门学科首先是悲观的，他非常疑惑：社会学对于一个不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来说，学习它的理由在哪里呢？他认为社会学知识并不面向普通人，或者说，普通人所过的社会生活，并不需要社会学知识的参与和影响，反之，社会学也很少能干预他们的生活。

　　经过一番自我怀疑后，翟学伟说，社会学，要么培养社会关怀者与批判者，让学习者明白他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或处境；要么充当改良或改革社会现状的人物，这是暗示学习者明白个体并非应当逆来顺受，而是可以抗争，尽管这种抗争也许会失败。

　　无论是吕思勉还是翟学伟，我想他们的答疑解惑主要是针对大众，因为已经从事历史或者社会学研究的人，或许在某个时刻会有疑惑，但想必大多时候内心是坚定的，无需别人告诉他们所研究学科的功用。

　　而要向大众阐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这些人文学科的用处，不仅是费力的，而且可能是无用的。这个话题若延伸开来，就相当于去驳斥读书无用论。这样的论调虽然漏洞百出，但真想让别人心服口服并非易事。因为坚持读书无用的人往往是不读书的，你要向不读书的人说读书的用处，自然有点费力不讨好。

　　况且，在多数人眼里，你读了书，就要过上比没读书人更好的生活。而更好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拥有更多的财富，若没有这个作基础，所谓增长知识、通晓事理都是没有用的。

　　面对世俗的质疑，读书人似乎也失去了底气，时常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来应对，但这怎么听都有些无力与勉强。好像别人说读书无用，你实在没辙，就来个釜底抽薪，说无用方为大用。这话不难理解：读书虽然难以发家致富，但可以让人丰富精神世界，提升精神气质。丰富精神世界这样在别人看来无用的东西其实才有真正的大用—可以提升人格修养。

　　当大家在争论读书有用没用时，实质是两种生活方式的较量。有的人否定读书，恐怕不是真的觉得读书没用，而是无法认同你的生活方式。既然别人不认同你的生活方式，又何必心心念念地去解释读书的用处呢？你再说得有理有据，恐怕别人都没有耐心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