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的文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在现代，“文人”是一个很微妙的称呼，他既可以是一个发声人，也可以是一个灵魂的摆渡者。 

　　文人的本意是会写文章的读书人，而写文章，本是直抒胸襟，为天下所论道；与君临天下，指点江山相仿。本应是豪情万丈的一件乐事，却又偏偏被硬生生画了一个圈，规定你必须在这一片区域内大展拳脚。 

　　其实不论在哪个朝代，文人都是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且更是一个极其受限制的存在。 

　　自秦皇汉武以来，“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为巩固王权，为束缚天下民众之思想。 

　　董仲舒糅各大家之精华，挥舞着“君权神授”的旗帜，一举将儒家学派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从此往后的千百年以来，文人都自《论语》学起。 

　　这是一个文人的伟大成就，也是一个文人为学派发展做出的必要妥协。实际上在封建社会，不论是陆王心学还是程朱理学，都避免不了走上与董仲舒的“新儒学”相仿的道路。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文人都依附于这个时代的政治。他们受限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苦于在圈内挣扎发声。 

　　但同时，他们往往又是在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最为敏感，最据理力争、最义无反顾的那一群人。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但却并不冲突的现象，文人存在的意义，即是用他们不同于常人的敏锐双眼，去发现社会中各式各样的问题，并勇敢的站出来，在一个限制的圈内尽可能完整的发表一番自己的评论。 

　　这些慷慨激昂的评论震地有声，极富感染力。朝代更迭，一波又一波的文人倒下，又站起来，顽强的呐喊着他们的灵魂摆渡曲，试图拯救一个又一个没落王朝中腐败不堪的朝廷与人民。 

　　这种令人敬佩的坚持，就好比宋明时期的言官精神。这些既品级不高又不得宠的言官们依旧日复一日的热衷于发现皇上的各类问题，并日日恳切上书，规劝皇帝自觉改正。 

　　很多时候，明知是摸了老虎屁股，一脚踏进了禁区。若是圣上知晓了定会暴怒，轻则挨一顿板子，重则发配边疆，永生不得靠近帝都。 

　　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前仆后继的文人不带丝毫畏惧地直言进谏，一封又一封的文书如鹅毛大雪飞向当朝圣上。 

　　他们将生死抛之脑后，满腔正义。以天下为己任，只希望自己的只言半语能在泛泛世界中掀起微微波澜。 

　　这是一种执念，更是一个永恒的梦想。她为古往今来的所有文人所共同拥有。 

　　他们身为摆渡人，总是希望自己能渡人一程，能渡这个国家一程。 

　　哪怕那个圆圈让他们的船桨划不远。 

　　他们是那艘船上唯一清醒的人，他们大声呼喊着，奋力地摆动船桨，他们试图带着一船正在睡梦中的人，冲破那个圆。 

　　去往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