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先生法名婴行,夫人名力民,二女儿名宛音。我的名字是“宛”“婴”,弟弟名字是“枫”(与“丰”同音)“民”。是巧合吗?多年来,这是疑问,也是压力,是不是丰先生对我和弟弟寄予一丝希望?希望又是什么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真是太惭愧,太惭愧了。
好多人问我见过丰先生没有,我见过,但没有印象。
1962年,丰先生来北京开全国政协会,父母抱着婴孩的我拜见先生。我母亲回忆,丰先生让父亲抱我到窗口看汽车。
父亲创作儿童画,好几张都是以我作模特。《我看报》1962年3月20日刊于《人民日报》,父母抱着我去看丰先生正是那天。丰先生从桌上拿起报纸,找到《我看报》,指著我说:“好的!好的!这小家伙,这样子看报,有意思!”会议期间小组讨论文艺方针,丰先生还以这幅画为例,表达了“像这样的小花,也应当让它开放”的意见。
父亲参考先生的《瞻瞻的日记》写了散文《宛婴日记》在1962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
丰先生还具体指导父亲教导我呢。一次,父亲打开先生的来信,里面夹着一幅图画,是背上驮着一只狗的马。看信才知道,丰先生写信前正抱着孙女画画给她看。丰先生让父亲也试试这个方法,说小孩子喜欢,而且这也是从小进行美术教育的方法。
我虽然对丰先生没有印象,但我与他老人家却有这许多故事!
1981年,由弘一法师弟子、丰先生挚友、新加坡高僧广洽法师提议及见证,我拜丰先生幼女丰一吟女士为谊母。1985年,由谊母一吟介绍,小思老师去北京我家做客,由此结识这位香港文坛的代表人物。1989年,我和我先生去新加坡,住宿广洽法师的薝葡院中,每日听朗朗诵经声,看青烟缭缭缠绕。再后来,我俩都皈依三宝。
丰先生、广洽法师、谊母一吟、小思老师,还有我父母和弟弟,本来没有一丝关联、不可能产生任何交集的人,因为丰先生,超越了时空,产生了难以割舍也不可能割舍的羁绊。如今,又加上田教授和侯总。
在香港,纸媒纸书生存不易,它却出了五版!也是缘:只是这第五版用了《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作封面;田教授看到了,告诉侯总,才有了这篇小文。感谢小思老师、感谢三联。物已逝,人已老,丰先生的画作仍将穿越时空——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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